明代的座主，是一個頗有份量的名詞。

封建時代的科舉制度，為讀書人的晉升提供了一條合法的途徑。今人往往按現代的觀點，對科舉制度大加撻伐，竊以為是不尊重歷史的表現。中國的政治，從勢豪大戶的博弈轉而有了一點“仕”的特點，實得益于科舉。像王安石、張居正這樣的救時良相，皆出身平民，若沒有科舉，他們就找不到由江湖而入廟堂的途徑。我曾在《讓歷史復活》這篇文章中談及，研究中國政治，首先要研究皇帝與宰相這兩個系列。皇帝的產生只有兩途，一是改朝換代，用暴力攫取，是為開國皇帝；二是世襲。宰相的產生也是兩途，新朝的開國宰相，都是輔佐新皇帝打下江山的讀書人。其后的宰相，基本上都是科舉制度的產物。歷史上，有文盲皇帝，但絕沒有文盲宰相。蓋因宰相的出身都是讀書人。

今天的讀書人出路很多，既可到政府部門當公務員，又可當企業的CEO，即便當一個自由撰稿人，日子也過得下去。古時則不同，讀書做官是士人惟一的出路。所以，科舉是每個讀書人必須經過的道路。

明代沿用唐宋兩朝的科舉制度，讀書人參加縣、省、全國三級考試。縣試合格者為秀才；省為鄉試，考中者為舉人；全國為會試，考中者為進士。進士的甲科，即為狀元、榜眼、探花三人，由皇帝主持的殿試產生。每逢鄉試與會試，主考官都由禮部任命。特別是會試，主考官往往由皇帝親自挑選并任命。參加鄉試與會試的讀書人，若考中舉人或進士，則要拜本科的主考官為座主。而座主則稱這些弟子為門生。

明代以孝治天下，每家都有一個牌位，上書“天地君親師”五字。“文革”以前，偏僻的小城鎮還保留這種類似神龕的牌位。我小時候，每逢年節，長輩便領著我到這牌位下磕頭。這五個字，天與地放在前頭，乃是敬畏神靈的表現。跟著后面的是君王、父母、老師三位，都是每個人必須終生依附和順從的權威。

座主的稱呼源于老師，但比老師更受人尊重。因為座主兼有老師和仕途領路人的雙重身份。明代的座主，一般都是皇上的股肱大臣。如解縉、方孝孺、楊士奇、楊廷和、夏言、嚴嵩、徐階、高拱等內閣大臣，都曾擔任過會試的主考官。他們一旦掌握大權，便會提攜重用自己的門生。

所以說，門生對座主，無不奉事惟謹。這里頭除了師生之間的道義，也含蘊了一些功利的因素。在封建專制時代，朋黨政治是一個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所謂朋黨政治，就是執政者多用私人。鄉黨、同年（即同科進士，類似于今天的同學）、親戚、門生、故舊等等，都屬于私人的范圍。古人薦賢“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的原則，只是一種理想。在實際的操作中，不避仇的很少，不避親的倒是比比皆是。因為這層原因，就不難理解座主在門生心目中的地位，是何其顯赫和重要了。

座主和門生的關系，說穿了，就是樹和猢猻的關系。樹大猢猻多，樹倒猢猻散，這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座主對門生，是提攜和保護；門生對座主，是依附和順從。

若要從歷史中尋找座主與門生之間的親密無間的典型，那就太多太多。若要找兩者之間生出嫌隙甚至仇恨來的，就不那么容易了。就我所知，整個明代，門生彈劾或諷刺座主的，只發生過兩例：一是武宗朝的首輔李西涯；二是神宗朝的首輔張居正。

先說李西涯。

武宗皇帝初承大統，信任閹黨，臭名昭著的劉瑾得以成勢。國事迅速頹敗，內閣首輔劉健秉持正義，與劉瑾之流斗爭不懈，眼見圣意不可挽回，便率領內閣輔臣集體辭職。在劉瑾的主持下，輔臣大都斥逐，但留下了李西涯一人。李西涯腆顏受命，每日周旋于劉瑾、張永之間，曲意逢迎，幾無臣節可言。當時的士林，雖然對他腹誹甚多，但懾于他的權勢，很少有人敢于指責。李西涯有一位門生，叫羅玘，時任監察御史。他看不慣座主的品行，于是修書一封，投到李西涯門下。這封信不長，茲全錄如下：

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為常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后，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危，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墻之籍，然后公言于眾，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椷不覺狂悖干冒之至。

這封信雖然多有憤激之語，但羅玘仍不忘師生之誼，只是把信送到李西涯手上，并未公之于眾。據說李西涯看了信之后，默默地流淚，不置一語，想是他有很多的難言之隱。

此后，劉瑾伏誅，王振等另一批小人又粉墨登場。李西涯仍琉璃球兒似的周旋其中。羅玘的規諷，顯然沒有起到作用。但羅玘終究沒有撕破臉，與座主鬧翻。

李西涯主持內閣近二十年，盡管昏昏老矣，仍不肯離去。一日，又有人朝他的門縫兒里塞了一首詩：

清高名位斗南齊，伴食中書日已西。

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

詩的意思很明顯，要李西涯不要再當“伴食中書”了，趕緊回他的湖南老家去。這首詩是不是羅玘寫的，已不得而知。

不過，信也罷，詩也罷，羅玘對座主的態度，是激烈而非極端。過后六十年，劉臺彈劾座主張居正，就沒有羅玘那么溫文爾雅了。

劉臺是隆慶五年的進士，那一年的主考官是張居正，名符其實的座主。

張居正于隆慶六年（1572）六月當上內閣首輔，提拔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劉臺幸運地被張居正選中，由刑部主事升任監察御史巡按遼東。這對于一個入仕才兩年的人來說，無疑是極大的晉升。此時的劉臺，對張居正這個座主可謂感激涕零。但是，到了萬歷三年，兩人的關系發生了逆轉。

那一年秋天，遼東總兵李成梁對蒙古作戰取得勝利。劉臺搶先向朝廷奏捷。按規矩，奏捷的事應由巡撫和總兵聯合上疏，巡按沒有奏捷的權利。劉臺出于私心上奏，有邀功之嫌。他的奏章送達京城后，張居正看了很生氣，便去信將他訓斥了一頓。

斯時萬歷新政剛剛展開，張居正推行考成法，對官員的管理甚嚴。劉臺奏捷邀功，雖非原則性問題，但在這種大前提下，張居正將他當作典型申斥，其意圖是讓士林看到他整飭吏治的決心。

收到張居正的申斥信后，劉臺感到沒有面子，大概年輕氣盛，不思后路，竟輕率地作出了反抗的決定。萬歷四年的正月，劉臺寫了一道彈劾張居正的奏章呈給神宗皇帝。

這篇彈章一開頭就氣勢洶洶：

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亦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學士張居正偃然以相自處，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

接著，劉臺列出了張居正“擅作威福”的五條罪狀：（1）兩面三刀，驅逐高拱；（2）違背生不稱公、死不封王的祖制，給成國公朱希忠贈以王爵；（3）降黜與己政見不合的言官；（4）任用張四維、張澣等私人；（5）接受邊鄙武臣的賄賂。

張居正自擔任首輔以來，得到了李太后與神宗皇帝母子二人的絕對信任，各方面的改革亦進展順利，他在朝野之間的威望，也遠勝過了前面的夏言、嚴嵩、徐階、李春芳、高拱一連五位首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時候，劉臺的奏疏到京，在朝廷引起的震動可想而知，作為當事人的張居正，更是震怒異常。

前面講過，明朝門生與座主鬧別扭，見諸文字的，劉臺之前，只有一個羅玘。但羅玘只是規勸李西涯，尚沒有將矛盾公開化。劉臺這次卻是公開彈劾座主，這是大明開國以來的首例。因此張居正受到很大的打擊，他當即向皇上寫了辭呈，說了“我朝開國以來，未有門生彈劾座主，臣深感羞恥，唯有去職以表明心跡”這樣的話。神宗皇帝當然不會讓張居正辭官，而是下旨著錦衣衛將劉臺押解進京，榜掠之后，逐回老家江西安福，削職為民。

劉臺這件事做得太絕，張居正雖然表面上勸皇上不要給劉臺太過嚴厲的懲罰，但心中卻對這個忤逆的門生恨之入骨。底下人看出張居正的真實心境，于是又編織罪名，再將劉臺流徙充軍到偏遠的貴州都勻衛。萬歷十年，當張居正病死在任上的當天，劉臺也在流徙地病死。這一對終生都不肯互相原諒的門生與座主，在同一天死亡，或許也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