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說到大學，想必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更會有人說大學乃是國外之物近來被我國所引進而已，但熟不知早在1000多年的西漢，我國就已經有了自己的第一所國立大學，這就是：洛陽太學。

作為5000年中華文明的發祥之地，洛陽亦是在我國教育發展史上不敢落后，洛陽太學自西漢至北朝，歷經數百年，它是屹立在世界東方的第一所國立中央大學，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中國教育史上堪稱奇葩。東漢洛陽太學規模浩大，人數最多時達到三萬人。東漢政府提倡儒學，致使太學人才濟濟，名流輩出。東漢太學的管理方式，無論是在對太學的管轄方面，還是在對學生、教學、卒業等管理方面，都有一套獨特的管理方式。東漢太學為東漢政權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太學對洛陽影響亦大，自東漢以降，儒學在洛陽得以發揚光大。因此，洛陽太學的歷史貢獻不可磨滅，而且對今天的教育仍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洛陽太學是封建統治者順應歷史潮流對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產物。當產生后又對當時的教育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自東漢明帝劉莊親臨太學講學后，很快在全國形成重視儒家經典的學風，致使京師和王宮衛士、禁軍悉通《孝經》，不論博士或是議郎，只要開一家之說，即有徒眾數百。在東漢，從事教授經學是一種崇高的職業。不少太學生卒業返鄉后不愿被征辟為官，而專心教授培養學生。東漢的大部分文官都是飽學之士，很多官僚家庭又是以經學傳家，四世三公的經學大家亦不在少數。上至三公、司隸校尉等高級官員，下至二千石俸秩的郡守、王國相，很多都兼教授經學，有的門徒高達萬人。有的學生在這些人的府第附近市買住宅長期從學;有的學生亦隨他們的官職調動而追隨出入京城。這種私人講學的學生數量當又遠大于太學生的人數。在教育上，官辦太學、郡國學與私人講學相輔相成，互為推動。適如班固在《兩都賦》中所說：“是亦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而太學為其首。這就是東漢教育的特色。當時也有不少人在搶救儒家經典上做出了貢獻。如《周禮》一書，當永平初年，唯有河南緱氏杜子春能通其句讀，頗識其說。杜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鄭眾、賈逵往受業焉”。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轉相證明為解，逵解遂行與世。而永平年間的符節縣令甚至上言要發掘秦昭王和呂不韋之冢，以“視未燒詩書”，傾心經典的急切可見一般。

漢太學為東漢政權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于太學的官員中，有不少號稱“循吏”、“廉吏”，而太學生的“噓枯吹生”的貢獻，主要還體現在反對宦官專權的斗爭中。當時的太學成了反對宦官專權的強大陣地。以賈彪、郭泰為首的三萬多太學生，他們品核供卿，裁量執政，形成強大輿論，被稱為“清議”，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致使“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顯示出了太學生的輿論威力。并由此使社會形成婞直之風，有力推動了公卿反對宦官專權的斗爭，這在一定時期內對于整頓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

太學對洛陽影響亦大，自東漢以降，儒學在洛陽得以發揚光大。東漢經學大師輩出，如鄭玄、馬融、賈逵、鄭眾、鄭興、服虔等都是飲譽當代和后世的著名大師。洛陽“自宋以前隨時建學”，致使洛陽可與孔子設教的洙泗并稱，并有西鄒魯之譽。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學家創始人二程夫子即出洛陽，這與太學數百年雄踞洛陽的實效絕分不開。洛陽太學的歷史地位不可低估，它的借鑒價值也不容忽視。

但隨著朝代的不斷更替以及我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洛陽也逐漸失去了先前之重要地位，隨之而來的就是太學也逐漸走向衰落，直至徹底沉于黃土之下，現今洛陽市亦是不斷對收集關于太學的重要文獻，對太學文化進行考究以及對其遺址進行發掘，并取得一些重要成就。太學作為我國古代的最為重要的學府，為我國教育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