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宗澤亞 明治維新為什么比洋務運動更成功？

宗澤亞有兩個身份，分別印在名片的兩面：正面寫著“作家”，背面寫著“化學工程師&電子工程師”。這位已經出版過《清日戰爭》、《明治維新的國度》、《日本近世性文化》等著作的歷史寫作者，其實是個畢業于中山大學的“理工男”，曾在中國科學院工作。宗澤亞于1980年代末移居東京，從事藥品研究開發、電子設計等工作。受到日本良好的公眾學習氛圍影響，他開始把每天花在路途上的三個小時用來看書，后來慢慢積累成業余研究和寫作的興趣，尤其關注日本古代民間風俗文化及近代中日甲午戰爭史。

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宗澤亞正在南京郊區出差。他說，《清日戰爭》介紹了日本人眼中的甲午之戰，獲得了意料之外的好反響，這促使他進一步思考這場戰爭的緣起，便有了對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探究。他認為現代中國缺少對于明治維新的深入了解，“目前為止我們的官方沒有給它一個定論，研究僅局限于學術界。我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日本近代史上發生的這場維新改革的真相。”

澎湃新聞：明治維新如何由“幕府派”和“倒幕派”之間的政治和軍事爭斗變成了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年僅15歲的明治天皇扮演什么角色？

宗澤亞：1853年黑船來航以后，日本國內普遍意識到國家要維新改革，只是“幕府派”希望維持現有的政治結構，而“倒幕派”則是推翻幕府，重新建立一個國家。

在斗爭過程中，“幕府派”和“倒幕派”都意識到國家需要一個“根干”才會有號召力。當時國家的實際統治權在幕府手中，可幕府周邊還有很多藩閥，像小國一樣。幕府統領這些小的藩國，給他們土地、優惠條件，大家相安無事，維持了260多年。現在“倒幕派”要把他們徹底推翻，把藩閥全部統一到一個國家機制下面，這就要從根本上顛覆政權。而當時“幕府派”和“倒幕派”都在拉攏天皇，他們都知道誰能樹立起國家“根干”，誰就能取得勝利。

當時天皇只有15歲，談不上有自己的改革思想，雙方都在背后做了很多工作，最后天皇選擇了“倒幕派”。而在此前，天皇只是隱居在京都，不參與國家大事，而實際上統領國家政權的是幕府將軍。在改革中，天皇成為名義上的推動者，維新志士提出的方案，包括版籍奉還、《軍人敕諭》等等，最后都是以天皇的名義發布。可以說，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有賴于三方力量：天皇是“國家象征的根干”，福澤渝吉是思想家，伊藤博文是改革維新的執行者。

澎湃新聞：在廢除地方藩閥、實現中央集權的過程中，明治維新實現了和平過渡，這個所謂的“明治維新的奇跡”是怎么發生的？

宗澤亞：此前的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已經在改革派壓力下意識到國家需要改革，同意將權力交給天皇，也就是“王政復古”。可他們達成統一意見以后，改革派又進一步提出新的要求，要廢藩，就出現了強烈的反彈。當時那些藩閥叫“大名”，他們有自己的領土、規章制度、臣民，對明治維新比較抵觸，并不想被統合起來。但維新派希望這樣做，這是國家政治改造的重要舉措。這樣幕府軍隊就和“倒幕派”發生了小規模的戰爭，結局是“倒幕派”取得了勝利。在各國歷史上，一個朝代推翻另一個朝代，往往要經過幾年的大規模戰爭，筋疲力盡，傷亡很多。但“倒幕派”和幕府之間的戰爭其實只是短暫的小戰爭。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個奇跡。

要說原因，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天皇站在倒幕派這邊，師出有名，同時改革派在軍事上有優勢。那些小藩閥是各自為戰的，有點像春秋戰國時期的小國。而改革派的軍事力量主要是長州藩和薩摩藩的武士。他們的勢力在改革過程中不斷壯大，算是兩個大的幕藩軍事力量的統合。

澎湃新聞：您曾說明治時期的改革政策，事實上給人們帶來了利益陣痛，為什么這樣說？明治政府是如何處理這種陣痛的？

宗澤亞：明治維新改朝換代，國家需要大量資金支持改革，政府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確保國家稅收。日本是農業國，山多土地少，此前幕府的政策叫“物納制”，可以將收獲的糧食作為稅收上交。但明治維新以后土地改革，不要糧食就要現金，以便國家統籌應用。可是農民哪來那么多現金，就非常不滿。當時要交3%的地租，土地都是國家的，各地就出現了很多農民引起的暴力事件。政府不得不采用了一些鎮壓手段。最后地方百姓和政府交涉，政府退了一點，降低到2.5%，算是達成一個妥協。

還有，“廢藩置縣”顯然觸及了藩閥的利益，但明治政府采用了一些策略，給這些幕藩授予地位很高的“華族”稱號，讓他們享受特權。他們雖不情愿，但是接受了。這有點像袁世凱要滿清皇室退位，但給了他們不錯的待遇。

明治政府還發出“廢刀令”，要把武士從特權階層降為平民，從此再沒有俸祿。這造成大批武士不滿，他們找到西鄉隆盛，他原本是支持明治維新改革的元勛，但因為這件事站到武士階級的立場上去了。在他的運作下發生了西南戰爭。這就體現了改革中比較明顯的陣痛，發生了武力戰爭。政府軍最后鎮壓了西鄉隆盛，他自殺了。

再有一個例子是宗教改革。我稱之為“日本的文化大革命”。日本當時有佛道、神道，都在一個大院里。明治維新改革提出要“神佛分離”，把佛家趕出大院，樹立神道的權威，把神和天皇融合在一起，天皇就是神。國家把佛家的寺廟都拆了，采取“廢佛毀釋”的極端做法，強行改變日本人的信仰。

我覺得明治政府在維新國家的過程中，也使用過一些鎮壓手段。當時只要各方勢力俯首稱臣就好商量，如果不接受的話下一步中央政府會采取行動，屬于恩威并施的政治模式。

澎湃新聞：明治維新是全面學習西方的一次改革，為什么在推行教育時講“忠”？

宗澤亞：日本的教育從江戶時代開始就非常發達，清日戰爭以后獲得的賠款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日本的教育。1870年代就開始有來自西方的算術、地理、幾何、繪畫、音樂教育模式被引入日本。但這個國家要想強大，必須要有“根干”，天皇就是象征。“忠孝禮義”的教育在日本國家的成長、國民意識的塑造中起了很大作用，使得日本國民非常忠于天皇，只要是天皇說的事兒，老百姓都贊成。

所以天皇在日本社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是被“教育”出來的。過去他只是待在京都的密室里，老百姓都不太知道，幕府將軍才是掌權的人。現在天皇走向前臺，法律上也規定他是國家的象征。

澎湃新聞：這一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國家意識發生了哪些變化？這與后來日本的對外戰爭有何聯系？

宗澤亞：通過明治維新，日本人首次擁有了近代的“國家”這一概念，誰都成了“國民”，盡管也許還有些不習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日本的社會上有一種“樂天主義”，大家的精神面貌都很昂揚。

后來的三場戰爭是清日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北清戰爭(義和團)。如果說清日戰爭奠定了日本老百姓對明治維新改革的信心，日俄戰爭奠定了大和民族的信心，北清戰爭就是讓日本這個國家與西方國家有了可以比肩的地位。這種自豪感，就是他們覺得我這個國家已經不是一個小國了，甚至不只是正在崛起的國家，而是能夠和列強并肩說話的國家。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日本靠著自身的實力，廢除了所有與列強的不平等條約。

澎湃新聞：您曾多次提過這種“樂天主義”，就是人們相信奮斗的價值，沒有顯赫的出身也能過上好生活。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社會氛圍？這種昂揚的精神狀態對日本的國家發展有何影響？

宗澤亞：日本有一部很有名的歷史劇《坂上之云》，介紹了明治維新時期的社會：“社會上，無論何種階級，無論家庭出身，只要取得一定的資質，只要你有必要的記憶力和毅力，就能成為博士，成為官吏，甚至成為軍人，成為教師。這個時代的活力，便是來自于這種樂天主義。”“就這種國家的這么一群人當時竟然要向歐洲發達國家看齊，想擁有海軍，陸軍也是一樣，財政上不可能支撐得住。但就是這樣，無論如何，將一個近代國家先搭建起來，這本身，就是當時發動維新的最大目的。亦是維新之后新國民的，那份如同少年般的期盼。”這種樂天主義，它不是一種社會氛圍，而是明治國家制定的方針政策。社會公平性激發出了國民昂揚的精神狀態。老百姓把自己和國家聯結在一起，因為國家給老百姓國民的身份，國民便對國家負有責任。

這和國家的教育投入有很大的關系。過去在江戶時代，教育水平雖高，但受教育的權力集中在士族身上，下層百姓的教育得不到保障。明治維新以后國家要求老百姓接受教育，甚至有的百姓出于家庭勞動力的考慮不愿意子女去學習，國家得勒令他們學習。民眾接受了教育才能接受改革的思想，尤其脫亞入歐以后，要接觸、閱讀、接受一些外來的知識和思想。

我認為“樂天主義”主張的“公平性”是明治國家崛起和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澎湃新聞：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等財閥皆形成于明治時期，當時是怎樣的政治社會條件促成了財閥的形成，并且維持至今？

宗澤亞：這些財閥和政治緊密相關，是通過支持維新改革起家的，政權誕生后發展越來越快。

三井財團是金融行業的，在改革派和幕府斗爭時就已經支持明治政府，調度兵糧軍餉、發展政商等等，做了大量工作。等明治維新走入正軌以后，這些支持者自然就會得到更多利益，最后成為全國金融業巨頭。

三菱財團是在日本廢藩置縣后開拓了海上航運事業，成立三菱商會經營海運，還經營日本游船，同時他們還有皇家背景。

住友財團主要是在冶煉鋼鐵這些方面的業務比較突出。日本要對外擴張或者做國內建設，這些基礎產業都很關鍵。

此外還有富士財團，是以錢幣兌換發家的，也是得到政府的支持而成為特權商人。

這些大財團，在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給予新政府很大的支持，國家反過來又給了他們很多政策上的優惠，一直到現代都是日本的經濟支柱。其實后來的政府曾試圖擺脫他們的影響，現在經過一代代的變化，已經和明治維新時期不可同日而語了。當時財閥能夠輕而易舉地影響政府政策，像住友集團在政府里都有人，有的還是特殊顧問。

澎湃新聞：您曾說，如果要追溯明治維新的成功，明治維新之所以比同時代亞洲其他國家的改革更成功，應該向江戶時代去尋找原因，為什么？

宗澤亞：江戶時代是一個文化燦爛的時代，奠定了日本人的性格和做事風格。比如他們做事的嚴謹性、講信用、守禮節、注重教育，等等。日本的江戶時代民眾閱讀能力很高，印刷業非常發達。江戶時代誕生了浮世繪，為此發明了彩色套印技術。到了明治時代以后浮世繪很快就被西方的銅版畫所替代，因為印刷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再如，江戶時代的經濟基礎也很不錯，各個藩繁榮穩定，有獨自的經濟體系。從很多方面都可以顯示，江戶時代給明治維新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同一時期的日本和中國對西方文明的接受情況？您在書中說，西洋人稱之為“日本猴子”。為什么在外來文明的吸收方面，日本人更加虔誠？

宗澤亞：這兩個國家在思維方法上是不一致的。明治維新改革是在救亡圖存的一種思想下進行的，而大清國的洋務運動沒有拯救這個國家的危機感，引入外來的文化技術的時候，認為是西方的奇技淫巧，認為這東西是拿來把玩的，而日本人認為不救亡的話國家就完蛋了。我覺得不從本質上來改造國家的話，就不能達到最好的目的，就是學到再多的技術，也不見得有用。危機感不一樣，學習態度不一樣。

“日本猴子”是西洋人諷刺日本人，盡管如此，日本人愿意做這個猴子。日本人覺得，我學到好東西就行。有很多圖片嘲笑日本人，但是他們無所謂嘲笑，仍然要學習，學習態度虔誠。這種不在乎臉面的學習精神和中國人有很大差別，我們中國人太顧及這張臉，傳承了太多的面子文化，反映到社會效應，國家政治的走向，自然就會求虛多而求實少，國家的進步速度和質量就會出現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