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義成功后，孫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定都南京。同年3月，袁世凱在北京繼任臨時大總統，北京成為首都。之后，廣州、武漢、重慶先后做過國民政府的首都。其實，這五座城市原本就是孫中山內定革命成功后擬建的“一都四京”。

著名歷史學家、華中師大原校長章開沅先生，在曾擔任過孫中山政治顧問的宮崎滔天日記中發現：早在1897年，孫中山就開始設想未來新中國的定都及大都城建設。他在與宮崎滔天的一次談話中明確提出：“仆常持一都四京(五大鎮)之說：武漢(都)，西京(重慶)，東京(江寧)，南京(廣州)，北京(順天)。”

日本人宮崎滔天是孫中山的好友，曾撰寫《三十三年落花夢》介紹孫中山的革命事跡。作為同盟會最早的外籍會員之一，他為同盟會成立奔走效力。辛亥革命爆發后，宮崎滔天多方挪借旅費再赴中國，擁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并任孫中山的政治顧問。1913年，宮崎滔天陪伴孫中山返國反袁。由此可知，宮崎滔天日記所記之事大致可信。

孫中山設想的“五大鎮”，絕非信口開河，應該是對當年中國大都城戰略布局的一種深思熟慮。這“五大鎮”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是中國“東南西北中”最具代表性的五大都市，在當年則更具有扼控中國東南西北中的重要戰略地位。

“一都”——武漢。孫中山首選武漢為定都之城，應該是基于地理與歷史等方面的綜合考慮。在中國版圖上，武漢大抵是軍事、經濟、人文地理的中心，是真正的“國之中”、“天下之中”。武漢南及瀟湘，襟帶八百里洞庭;北據襄樊，進窺關中和中原;逆長江西上，控扼天府之國千里沃野;順長江東下，威逼自古常為王都的金陵。故三國時司馬懿稱武漢一地為長江之“心喉”。當年東吳孫權曾定都武昌，最終遭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的臣民們的反對而還都建業(南京)。古往今來的有識之士皆看重武漢獨特的地勢形勝，如清人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便說：“荊楚之有漢，猶江左之有淮，唇齒之勢也，漢亡江亦未可保。國于東南者，保江淮不可不知保漢，以東南而向中原者，用江淮不可不知用漢，地勢得也。”闡明武漢一地關系長江中下游之安危，決定著江淮及中國東南之命脈。當年大清國“十八行省”大半在武漢周圍，故號“九省通衢”。孫中山或許正是推崇武漢獨特的地勢形勝，難怪在武昌首義成功時，中山先生驚嘆：“武漢一呼，四方響應。”簡單八個字，道出了武漢扼控四方的重要戰略地位。1926年，國民政府由廣州遷移武漢，武漢曾一度成為“首善之區”。抗戰期間，武漢亦當過戰時首都，后因武漢失守，重慶成為“陪都”。

“東京”——江寧。孫中山鐘情當年的江寧(即南京)，將之列入“四京”并名“東京”，從方位看江寧確實居東方，廣州才是區位上的“南京”。江寧(金陵、南京)在歷史上自公元229年孫權自稱吳大帝，從武昌還都建業始，東晉、宋、齊、梁、陳均在此定都，故有“六朝古都”之稱。“六朝”建康城還曾經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朱元璋攻克建康后改為應天府，明代二朝定都于茲。太平天國也定都南京并更名“天京”。孫中山未將古都南京作為新國都，或許是考慮到歷史上“屢都屢亡”，秦淮河畔大概太適宜安逸享受，往往易讓當政者在舒適的環境中不思進取。有意思的是，中華民國成立之時還是定都于南京，1927年蔣介石再度成立南京國民政府。1940年，汪精衛另組南京國民政府。抗日戰爭結束后，重慶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直至蔣介石逃往臺灣。短短幾十年間，南京四度為都。

“南京”——廣州。廣州無疑是地理上的“南京”，作為孫中山故鄉的首府，辛亥革命前夕，孫中山曾以廣州為基地，多次組織武裝起義。1911年4月27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為辛亥革命吹響了前奏。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當選為海陸軍大元帥，誓師北伐。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再揭護法旗幟。1931年，蔣介石在南京軟禁胡漢民，通過中華民國約法草案，引起國民黨內其他實力派的不滿。黨內胡派、汪派、桂系、孫科等于同年5月在廣州彷照孫中山護法戰爭之法，另立國民政府。

“西京”——重慶。重慶歷史上曾是巴人的首府，古稱江州、巴郡、楚州、渝州、恭州。公元1189年，宋光宗先封恭王，后即帝位，自詡“雙重喜慶”，升恭州為重慶府，重慶由此得名。1891年重慶成為對外開埠的內陸通商口岸。孫中山當年設想的“西京”，在抗日戰爭期間成為國民政府戰時首都，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明確規定重慶為中華民國“陪都”，一度成為戰時大后方。今重慶已成中國四大直轄市之一。

“北京”——順天。明清兩代北京地區稱為順天府。或許孫中山在個人情感上也難以接受欲推翻的清王朝都城作為新首都，故設想其為屏障扼守北方的“北京”。

讓人饒有興趣的是，孫中山設想的這“一都四京”，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幾十年間，相繼成為中國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