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由來

兩晉、南朝時重要措施之一，即以土著為斷。指以現(xiàn)居地為準，將人戶著之于籍。其旨意、方法因時而有差異。西晉武帝太康五年(284)，汝南王司馬亮、司空衛(wèi)瓘上疏，咸用土斷，使舉善進才，各由鄉(xiāng)論，以糾九品中正制之流弊，是為土斷之始。

西晉時已出現(xiàn)土斷概念。晉初司空衛(wèi)瓘主張恢復漢代鄉(xiāng)舉里選法。戶籍都按住地編定，取消客籍戶，選舉由鄉(xiāng)里評定。這是針對九品中正制的弊病提出的。東晉、南朝的土斷則是針對當時僑人和僑州郡而實行的政策。

西晉末，北方人民大量南流，東晉建立后，政府設立了許多僑州、僑郡、僑縣予以安置(見僑州郡縣)。他們只在這種僑立的地方機構登記，稱為僑人。僑人的戶籍稱為白籍，不算正式戶籍，入白籍者不負擔國家調役(見黃籍)。僑人有的相對集中，有的居住分散，“十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屆海隅”。他們雖在僑縣登記戶籍，卻不住在僑縣寄治的地方。僑州和它所屬的郡縣也不是都在一處，有的相距很遠，管理極為不便。僑州、郡、縣開始也只是辦事機構，并無實土，所以僅在晉陵(今江蘇常州一帶)一郡就有僑立的徐、兗、幽、冀、青、并六州的十多個郡級和六十多個縣級機構。各州僑人既和原來的江南土著百姓雜處，又彼此相互混居，卻分屬于不同的州、郡、縣管理。流民南下之初，多數(shù)還想重返故里，所以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而且流人初到，并無產(chǎn)業(yè)，為了安撫他們，憑借他們的武力為北伐資本，也不能不給以優(yōu)復特權。但北伐多次失敗，重返絕望，居處既久，人安其業(yè)。僑人中的上層已多占有田園別墅;下層的除了淪為部曲、佃客、奴婢者外，也通過開荒或其他手段取得少量土地，成為自耕農(nóng)民。他們與土著百姓生活無異而負擔不同，容易引起僑舊矛盾。而且許多江南農(nóng)民也逃亡而變成豪強私附。這些都不利于東晉政府的統(tǒng)治，因此東晉政權在江南站穩(wěn)腳跟之后，便要實行土斷政策。

中心內容

土斷政策的中心內容是整理戶籍，居民不分僑舊，一律在所居郡縣編入正式戶籍，取消對僑人的優(yōu)待，以便政府統(tǒng)一對編戶齊民的剝削。為了編定統(tǒng)一戶籍，必須劃定郡縣疆界，取消一些流寓郡縣，同時從南方舊郡縣的領土中分割出一部分作為保留的僑郡縣的實土。又調整其隸屬關系，或把新獲實土的僑郡縣交舊州郡領導，或把舊郡縣割歸新立的僑州郡管轄，使州郡與所屬郡縣不至于相互隔越。與此同時，清查隱匿漏戶，把逃亡農(nóng)民和由豪強隱占的私屬搜括出來，充作政府的賦役對象，這也是土斷的重要目的，而在南朝后期更為側重。

東晉的第一次土斷是在成帝的咸和年間(326～334)。以后東晉及宋、齊、梁、陳歷代都進行過土斷，見于記載者共有十次。其中最著名的哀帝興寧二年(364)由桓溫主持的“庚戌土斷”(以三月初一庚戌下詔。故名)和安帝義熙八年至九年(412～413)由劉裕(即宋武帝劉裕)主持的“義熙土斷”，都以嚴格執(zhí)行見稱。庚戌土斷時，晉宗室彭城王司馬玄因藏匿五戶被下獄治罪;義熙土斷時，會稽大族虞亮因藏匿亡命千余人被處死。

土斷意義：

土斷結果使政府增加了收入和兵源，“財阜國豐”;僑人則加入了負擔調役的行列，從此由北人變成了南人，客觀上加速了南北人民的融合。由于每次土斷都不能徹底，遺留下一批沒有著籍的僑人;又由于北方流人不斷南下，新的僑人和僑郡縣不斷出現(xiàn)，所以土斷政策繼續(xù)推行，貫串整個東晉、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