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派是清代乾隆、嘉慶時期思想學術領域中出現的一個以考據為治學主要內容的學派。因為它采用了漢朝儒生訓詁考訂的治學方法，與著重于理氣心性抽象議論的宋明理學有所不同，所以有“漢學”之稱。因為這一學派的文風樸實簡潔，重證據羅列而少理論發揮，又有“樸學”、“考據學”之稱。

清代乾嘉學派的出現，一般都認為是清朝封建統治階段殘酷鎮壓和籠絡羈縻臣民政策的產物。雍正、乾隆時期，清朝的統治獲得了相對的穩定，對文人采取了嚴酷的統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時期，屢次禁毀書籍，大興“文字獄”。當時的文人學士不僅不敢抒發己見，議論時政，即使是詩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殺身滅族慘禍的探討，而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尋章摘句，逃避現實。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經學的考據，一些達官貴人如阮元、畢沅等，也出而倡導經學。

考據，作為治學的一個內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乾嘉學派專門從事考據，把學術全部納入考據的軌道，他們在考據和學問之間劃一等號。他們反對宋明理學好發空論言之無物的弊病，走上從書本上尋找疑難問題進行考據的務實道路。所以在思想發展史上，他們建樹不大，在學術研究方面，卻有一定的造詣和貢獻。

乾嘉學派的奠基人，學術界有多種說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學者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閻若璩、胡渭和毛奇齡等人重視對儒家經典的研究，顧炎武被公認為是清代考據學的先河。但是，乾嘉時期的考據學家，遺其大而傳其小，他們沉溺于故紙堆中，脫離實際，放棄了顧炎武經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學派，一般說來可以分成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吳派的學風即搜集漢儒的經說，加以疏通證明。它的特點是“唯漢是信”，即推崇漢代經說，遵循漢代經學研究，重視名物訓詁、典章制度的傳統。凡屬漢學，就一概予以采納而加以疏通解說。吳派的主要學者有沈彤、江聲、余蕭客、江藩、王鳴盛等(參見本書“吳派”條)。皖派則重視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中名物制度的考證。此派的特點是從音韻、小學(即文字學)入手，通過文字、音韻來判斷和了解古書的內容和涵義，即以語言文字學為治經的途徑。他們在文字、音韻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貢獻。此外，皖派也頗重視思想和理論，如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就是例證。戴震的學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最為有名(參見本書“皖派”條)。

乾嘉學派重視客觀資料，不以主觀想象輕下判斷，廣泛收集資料，歸納研究，有著細致、專一、鍥而不舍等可貴的治學精神，但是，乾嘉學派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點：脫離實際、煩瑣細碎。脫離實際主要表現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們考訂問題，用形式邏輯的歸納法，把同類材料羅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結論，只講證據不講道理。結果在細微末節上功夫很深，涉及圈套的需要說明解決時，就無能為力，造成了不通世務，不切實用，考據愈細愈是無有物惡果。煩瑣細碎主要表現在許多考據家的作品，都是以繁為貴，一字的偏旁、音訓考證動輒千言。為了標新立異，解釋一個字的古義，疏至盈千累百，議論不休。結果是雜引衍流，不知所歸。學者們畢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訛，一名一詞的淵源，造成很大的浪費。嘉慶以后，有人從不同的角度對考據學派提出異議和批評，乾嘉考據學也開始由極盛轉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