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公元650─676)，字子安，是“初唐四杰”之首(“王楊盧駱”，即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他的詩風格清新，他的賦更使他是初唐一大名家。他與盧照鄰等人都試圖改變當時“爭構纖維，竟為雕刻”的詩風。他在27歲時所寫的《滕王閣詩序》是詞賦中的名篇，序末所附的《滕王閣詩》則是唐詩中的精品，且詩中手法對后世詩人頗有影響。至于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詩，更是公認的唐詩極品，其中“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兩句是唐詩中最能滲透古今、撼動人心的千古名句。

王勃出生于世代官宦的詩書人家。其祖父王通是隋秀才高弟，曾任蜀郡司戶書左和蜀王侍讀等官，后來退官居家，專門在龍門講學著書。其著作有《元經》和《中說》，為當時儒士所稱道。其父福峙，歷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合二縣令、齊州長史等官，晚年開始對玄學(即修煉)有了興趣[1]。王勃天生聰穎，悟性過人，是個早熟的神童。他六歲就能寫一手好文章;九歲時讀顏師古注的《漢書》，便能指出書中的過失;十歲時以一個月的時間竟能通讀六經而無一點障礙，連他的朋友、同樣是神童出身的楊炯都認為他的知識是先天帶來的(“懸然天得，自符昔訓”)。

十四歲時，王勃以神童而被舉薦，在考核中名列前茅，授予朝散郎的官職;十六歲那年，沛王把他召去當沛府修撰，對他很是愛重;十八歲那年，由于當時盛行斗雞，各個王爺之間的斗雞更是熱鬧非凡，王勃開玩笑寫了一篇《檄英王雞》(“聲討英王的雞”)，惹得皇上大怒，立即把他逐出王府。他便到四川各地去旅游，“遠游江漢，登降岷峨”，得到山川靈氣的陶冶啟悟，在詩文上進步神速，“神機若助，日新其業”，每寫一篇文章都令人驚嘆贊賞，特別是《益州夫子廟碑》，被認為“宏偉絕人，稀代為寶”。后來他又被啟用為官，但因殺一犯罪的官奴而險些自己丟了性命，連累他父親也貶官。以后他棄官在家，一心著書。當他27歲時(虛歲28歲)，去交趾探望父親，“渡海溺水，驚悸而卒”。

王勃的一生是短暫的，只活了27歲，但同時又是富于變化的、豐富的一生。他在27年中所遭遇的、所作的事情并不比一個活了80歲的人少。作為一個早熟的神童，他的思想不但超出同齡人、甚至超過博學的成年人太多，因此不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如果我們把他想象成一個活了81歲的人，只不過他生活的“速度”是常人的三倍：常人三年中所經歷和作過的事情他一年就完成了。這樣再去觀察他的一生，就要容易理解得多。他的超常的才華和超短的生命形成一個太大的反差，以至千百年來知道他的人始終惋惜、遺憾并感嘆不已。不過，我們如果從修煉角度去看一看他的一生，倒是覺得自然得多、沒有什么可遺憾的，因為任何一個修煉人的一生總是按照對他來說是最合適的修煉道路來安排的，歷史上有些成道之人就是很年輕就以“死亡”的形式而離開這個世界的。在他短暫多變的一生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修煉人的、和他生活一樣豐富多彩的一條修煉的道路。

王勃從小就是個有孝心的孩子。父親對他很慈愛，并經常教導他說：“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為不孝。”他便牢記心頭，暗中到處查訪良醫，希望學一手好醫道，作個孝子。在公元661(或660)年，當他才十一、二歲時，便令人驚訝地碰到一個遠遠超過他期望的絕好機會：在長安遇到了曹夫子。曹夫子名元，字道真，自稱是京都的人。他能象扁鵲那樣從遠處觀望人的氣色，清楚地透視人的五臟六腑;還能象華佗那樣作開胸洗腸一類的大手術。根據他收王勃為徒后講述自己的師承，他實際上是《黃帝八十一難經》的直系傳人。該書是上古秘籍，由歧伯傳給黃帝;黃帝往下傳時又經過了53個傳人才傳到曹夫子手中。在這53個傳人中，就有第三十六個傳人扁鵲，并由他首次厘定了原書章句;還有第四十六個傳人華佗。

曹夫子雖然醫術高超入神，但他小心謹慎，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和王勃見面時輕輕地拍了他一下并說道：“無欲也。”王勃再次向他下拜，誠心作他的徒弟。這件事情家里的親人也沒讓知道。曹夫子教他《周易章句》、《黃帝素問》、《難經》，還有“三才六甲”、“明堂玉匱”等等，一共學了十五個月。分手時他對王勃說，“陰陽之道不能隨便向人講，針灸技藝不可隨便傳授給別人;不要得意忘形地顯示自己，應當不露聲色地自我提高。”王勃遵照師訓，自己悄悄地又學了五年，終于“有升堂睹奧之心”，最后“鉆仰太虛，導引元氣”，覺得自己身體中的污穢全都沒有了，內精澄明，因此產生了放棄常人生活、修成神仙的愿望。

有了上述六年多的由醫入道的修為，可能是因為修出了內視臟腑的功能，王勃開始覺得“人間齷齪”、世人不潔，因而產生了厭世離俗的情緒，聲稱“已厭人間”，向往幽居避世的修道生活。加上有時修道的朋友來講一些神奇的故事，有時自己也夢中與仙人同游，愈發增加了對去俗離塵、沐浴煙霞的神仙生活的向往;當時的道士又喜歡服食“石髓”，認為吃了可以幫助飛升，也弄得他心里癢癢的。他也知道自己的思想和現實生活是有矛盾的。他在20歲時寫的《游山廟序》中說，自己常學仙經、博涉道記，但事奉尊長和親人就必須要去求衣食，而做官又會被名利所累，最后把真性和先天的根基毀在常人社會中。但他畢竟是個道心堅定的人，相信自己“自得會仙家”，下定決心“清貞靜一，保其道”，不顧世間得失“抱直方而守道”，直到“安真抱樸…全忠履道”，因為他已經認識到“夫神明所貴者，道也”，“道”才是自己真正的生命所寶貴和追求的，并且深深地感到“道”是高不可測的。以他20歲左右的年齡，加上才華出眾，正是搏取功名、建功立業的大好時機，他卻看淡了世間的榮華富貴，認為修道是“上策”而“圖富貴”是“下策”。如果一個人年事稍長，經過了許多生活的坎坷和搓磨后回心向道，那是一件自然而不太難的事，但一個風華正茂的大才子要放下世間得失而堅心于道，實在是極其難得的。

王勃曾說自己“最初是學的周禮，偶然也喜歡讀儒家的東西，后來讀了道家的書才感到與自己的真性吻合了”。他在《益州夫子廟碑》中對于孔子的稱贊是耐人尋味的：“圣人之設教也，……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索眾妙于重玄，篡群徽于太素。”又引《易經》說：“圣人以神道設教而萬物服焉”。他是站在道家的角度把孔子往上拉，而后世、特別是宋代以后的“大儒”們都是站在儒家低層的理上把孔子向下扯。然而，后世的人大都認為這些“大儒”們是在繼承和發揚孔子的博大思想！

曹夫子向王勃授業時最先給他講《周易章句》，因此他對周易熟而且精，包括算卦、推算萬年歷等當時一般人覺得很難的東西他都很在行。他甚至還推算過一本《大唐千歲歷》，為唐朝的人準備好了一千年可用的歷書[2]。但這些東西既沒有使他對道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也沒有使他的修煉向前推進一步。他對道的深一層認識是從與常人相反的方向去應用《易經》之理而得到的，而且這一個認識上的飛躍也象他碰到曹夫子一樣的來自一個令人驚異的天外奇緣。

就在他刻苦鉆研《周易》那一段時間里，有天晚上他作了一個夢，夢見孔子來對他說：“易有太極，子其勉之。”他醒來后反復琢磨，終于想清了是怎么回事，寫出了多篇對《周易》有創見性發揮的文章。他曾經寫過五卷《周易發揮》以及《次論》等多部著作，后來都散失了。但他這一次認識上的飛躍，我們仍然可以從他現存的一些文章中看出一點痕跡來。他在《八卦卜大演論》中曾說，“當你沒有了思慮、沒有了對任何東西的喜好時，你離太極的境界就已經不遠了;一切可以看到的東西都來自兩儀，當你把這些可見之物都忘得干干凈凈時，那就是太極”。

讀過《周易》的人誰不知道“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呢？但一般人都是順著這個“生發”的路子往下走，直到把64卦弄得爛熟，再把它用到常人事務中去：常人總是重“物”重“用”的;這也就是老子所說的“樸散之則為器”;但修煉人要“返樸歸真”，放棄“物”和“用”，因此要反過來從世間萬象中回到64卦，再從64卦回到四象、兩儀而太極，太極就是“有”、就是“一”，也就是“樸”。這個過程正好應了張三豐傳道的“瘋話”：“正則凡，逆則仙，只要顛倒顛”。而在一千多年前，王勃這個20歲左右的年輕人就對“道”、特別是對“易”有如此超常的認識，這真要讓其后迄今的許多修道人慚愧莫名了。

王勃的修煉道路到此應該是很確定的了：由醫而入道，由易而提高;又都是超凡入圣的人在親自指導或者夢中點化，并且已經修到看淡紅塵、放下名利、守道不移的地步。他毫無疑問地應該是一個道家的修煉人了。然而，他偏偏在“一而再”地讓我們驚訝之后，又“再而三”地讓我們再驚訝一回：他又全心全意地修起佛來了！

但這回不象前兩次，促使他修佛的突發性機緣沒有被后人記錄下來。

由于他的著作絕大部份已經散失，現在留下的一本《王子安集》已經是明代崇禎皇帝庚辰年間刻“初唐四杰”著作時根據后人收集到的一點斷簡殘篇湊合而成的結果，因此我們無法知道他決心修佛始自何時。但根據《王子安集》，我們至少知道他20歲時還沒有決心修佛。所以他正式開始修佛大概是在20歲以后、27歲以前的某個時候。在他留下的十篇碑文中，除了那篇有名的《益州夫子廟碑》外，其余九篇全是為佛寺寫的碑文;而《王子安集》中的最后兩篇則是《釋迦如來成道記》和《釋迦佛賦》。

《釋迦如來成道記》是一篇很長的賦體文，講述釋迦牟尼佛發心修道和最后成道的經過。由于其中用到大量的佛家專門詞語，一般人很難看懂，所以有名的錢塘慧悟大師專門為它寫了詳細的注解;原文加上注解一共26頁。《釋迦佛賦》是一篇贊頌釋迦牟尼佛的短賦，它的最后兩句“我今回向菩薩，一心歸命圓寂”正是王勃決心修佛的誓言。在慧悟大師為《釋迦如來成道記》寫的注解中還提到王勃的《釋迦畫像記》和《維摩畫像碑》也是當時“盛行于世”的名篇，但現在的書中都沒有。另外，王勃還為《四分律宗記》寫過序文。該書是講佛家八正道的，全書共有幾十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