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房價 成大教務長10年工資能買“王府”

四川新都縣(今成都市新都區)龍橋鄉有一位名人，姓吳，名君毅，生于清朝末年，參加過科舉考試，十八歲中秀才，十九歲留學日本，后來又去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德國柏林大學進修，歸國后在北京法政大學擔任經濟系主任，學貫中西，年輕有為。

1926年，國立成都大學(今四川大學前身之一)創立，吳君毅離開北京，回川效命，做了成都大學的教務長。這時候他年過四十，仍是租房子住。到了1930年，為了徹底解決全家人的安居問題，他決定置業了。

上世紀三十年代，成都房價并不算高。吳君毅的侄女吳棱在城區支磯石街看過一處宅子，兩進院，十間房，前院里兩棵桂樹，后院里三棵楠樹，房子寬敞，環境清幽，賣主要價4900元(大洋，下同)。吳君毅的同事張幼房在九思巷買過一處宅子，三進院，占地一畝有余，花了8000元。川康邊防總司令冷寅東(此人也是1949年全國政權易手前成都最后一任市長)買房，買的是國立成都師范大學校長龔道耕的花園別墅，位于前衛街，壯觀如王府，成交價是28000元。

由此可見，吳君毅只要花上幾千塊大洋，就能買一所相當不錯的房子;如果他花到幾萬塊大洋，基本上可以入手一套超級豪宅了。

但是吳君毅手頭沒有這么多錢。

以當時的平均水準來說，他的收入很高，在北京法政大學當系主任，月薪260元，回到成都大學當教務長，月薪高達300元。他攢上兩年工資就能買一所大院，攢上十年工資就能買一所“王府”。

不光是他，抗日戰爭爆發以前，法幣尚未嚴重貶值時，幾乎所有的大學教授都有能力靠薪水買豪宅。這是因為民國年間重視知識分子，重視教育，無論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無論袁世凱還是蔣介石，不管他們的施政如何受人詬病，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把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

當然，1937年全面抗戰以后，戰火連綿，物價飛漲，教授們的工資漲幅被瘋狂的通貨膨脹遠遠拋在后面，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往往還不如一個囤鐵皮的老太太，那另當別論。

閑言少敘，且說吳君毅想買房，卻發現自己手里沒有那么多錢。他的薪水不是很高嗎？房價不是很便宜嗎？怎么會買不起呢？原來他把積蓄都拿去救濟親友和貧困學生了。記得魯迅也是如此，魯迅在教育部做官，薪水最高時也是300塊大洋，攢錢買房綽綽有余，可他不懂積蓄，有錢就拿來買拓片、買古書，以及寄給在日本留學的弟弟和在老家的母親。所以魯迅買房時不得不借朋友的錢，光借錢還不夠，甚至要從浙江興業銀行貸款。

吳君毅沒有借錢，也沒有貸款，他靠“約會”來解決燃眉之急。

吳君毅的堂兄、同為知名教授的吳虞(胡適稱之是“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在日記中寫道：“君毅買房約會，囑予入三局。”意思就是說，吳君毅找了堂兄來約會，邀請堂兄入三股。讀者朋友看到這里，可能會感到奇怪：一個堂兄，一個堂弟，兩個大男人搞什么“約會”啊？

其實民國年間的“約會”一詞，語意與今天大不相同，它是一種融資手段，一種互助方式。打個比方說，你、我、他，我們仨都想買房，錢都不夠，為此我們定下一個君子協定：今年大家各出100萬，湊夠300萬，這筆錢先交給我，讓我買房;明年大家再各出100萬，給你湊夠買房款;后年每人再各出100萬，讓他也買上房子。像這樣的金融互助，就叫“約會”。

我剛才只是打個比方，真正的“約會”要復雜一些。因為錢是有時間價值的，越放越貶值，假如三個人來“約會”，誰都會想第一個拿到錢買房，為此，必須用合理的方法來彌補其他人的損失，比如先得錢者向后得錢者支付一定的利息，或者大家抓鬮，讓上帝幫忙做決定，誰的運氣好，誰最先買房。

在吳君毅置業那個年頭的成都，“約會”形式可分三種：

第一種叫“搖會”，參會者得錢的先后順序，靠搖骰子來決定;

第二種叫“標會”，參會者事先投標，各人把自己想要支付的利息報出來，誰報的利息最高，誰能得到其他參會者的錢;

第三種叫“單刀會”，只舉行一次，最缺錢的那個人拿到其他參會者的捐款，把房子買下來，然后從第二年開始，依次向其他人還款付息。

吳君毅約的，就是“單刀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