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后，西方人在中國拍攝的照片都表明：三輪車最多，自行車次之，人力車極少見。

1937年以后的十八年，中國大部分時間處于戰爭中，首先是抗日戰爭(1937~1945年)，其后是國共兩黨間的戰爭，共產黨于1949年獲勝，最后是抗美援朝戰爭(1950~1953年)。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一度得以發展的經濟，基本陷于停滯。

抗日戰爭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境內汽油嚴重短缺，這極大地限制了汽車的使用，一種新型的個人交通工具三輪車應運而生。它既有自行車的速度，又有人力車的載運能力。迄今還不確切知道三輪車的發明人，但在20世紀20年代的亞洲，一些城市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三輪車，數量或多或少。如上海早在1924年就有了三輪車。三輪車在當時被視為機動交通的威脅，1927年上海禁止這種車輛在該市的公共租界和中國管理區內的街道上行駛。抗戰爆發后，三輪車作為汽車的非機動替代品再次出現。1945年戰爭結束時，上海有6000輛三輪車，1949年，增至26570輛。

三輪車從根本上取代了人力車，這得益于1946年1月國民政府頒行的一道命令，它要求在接下來的三年中逐步淘汰人力車。很可能是人力車的剝削、不人道、文化倒退的形象，促發了這一命令。此后人力車的數量銳減。

上海在戰前有人力車6萬多輛，1947年時有12670輛，1949年時僅有3659輛，許多人力車夫接受重新培訓而成為三輪車夫。1956年，上海的最后一輛人力車退役，它作為一件歷史古董送交上海博物館。廣州的情況與之相似，至1949年3月末，4500輛用于出租的公共人力車有一半以上被淘汰。

1948年8月，美國漢學家卜德(Derk Bodde，1909~2003年，美國東方學會前主席，主要研究中國法制史)在離開中國11年后再次來華，他注意到，北京“與過去相比，最大變化之一，是老式人力車被新型的、外國人稱之為pedicab的三輪車所取代。……隨著三輪車在日據時期的引入，現在人力車已廢棄不用了”。可以說，人力車的終結，在時間上要早于共產黨接掌全國政權。

戰時機動交通設備的減少和人力車遭淘汰，自行車是受益者。上海的自行車的數量，在1929年至1948年間差不多增長了八倍，從約4萬輛增至23萬輛。1948~1949年間，《旅行雜志》所刊登的由四家橡膠制造商投放，與自行車車胎有關的廣告不斷增多，間接證實了自行車的日益普及。

20世紀40年代及50年代早期，自行車在中國的某些用途有圖片為證。1947年，漫畫家豐子愷在上海《申報》上發表了一幅漫畫，該畫以杭州為背景，畫中一名頭戴淺頂卷檐軟呢帽的男人騎著自行車，一個懷抱嬰兒的婦女側坐在車后座，還有一個孩子坐在男人身前的橫梁上。標題是“全家去看電影”。

漫畫家張樂平創作的風靡一時的連載漫畫《三毛流浪記》，以上海為背景，于1948~1949年發表。其中一組漫畫，展現了一群街邊頑童聚集在一家晚報社門口，每個人都騎著自行車。他們在等待要分發的報紙，拿到后就迅速沖出并沿街叫賣。

畫家朱明綱在這一時期所創作的一幅木刻畫，沒有明確的地點，畫中描繪了五類商販，最突出的人物是一個戴著錐形農民帽、推著自行車步行的男子，車把上掛著兩個大木桶，車后座上捆放著一個木箱。

電影《烏鴉與麻雀》拍攝于1949年共產黨獲勝前夕，以上一年冬天為背景，片中的主人公之一是中學教師，他的典型標志就是自行車。在一張時間略晚于1949年、拍攝于廣州的照片中，七個男青年在街上騎自行車，他們現在被稱為郵遞員。

這一時期，西方人在中國拍攝的照片都表明三輪車最多，自行車次之，人力車極少見。

如果《旅行雜志》當時所刊登的廣告可信，那么中國的城市女性也身處不斷壯大的騎車群體之中。兩則充氣輪胎和一則勝利牌自行車的廣告，描畫了悠閑騎車的女性。一則金龍香煙的廣告，展現了一個身著旗袍、手夾香煙的苗條女子站在一輛女式自行車旁，并與一位穿著西服的男子交談。

然而，女人騎車仍然難以讓人接受，特別是不被農民接受。當共產黨干部于1949年接管杭州時，他們對眼前所見大吃一驚。這些干部來自山東農村，他們不僅認為乘坐人力車是剝削行為，穿西裝是資產階級化，還認為“婦女騎車不像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