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同日，日軍向香港發動閃電式的進攻，形勢危急。當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不少民國要人，包括國民黨中央委員在內的軍政大員、銀行家、文化人，如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陳寅恪、陳濟棠等都寄居于此。為了避免這些人成為日軍俘虜，重慶國民政府應各方要求，加派航班，力爭在日軍占領之前將這些要人搶運到內地來。由于《大公報》社長胡霖（政之）也在香港，該社總編輯王蕓生向蔣介石的秘書陳布雷要求，得到蔣的同意，將胡列入搶救名單。

12月10日，從香港最后起飛的一架飛機到達重慶機場，《大公報》編輯部派人到機場迎接自己的社長，出人意料的是，不僅未見胡霖和其他要人的身影，相反，見到的卻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藹齡、二女兒孔令偉、老媽子、大批箱籠和幾條洋狗。次日，《新民報》日刊刊出采訪部主任浦熙修所寫現場報道，標題是：《佇候天外飛機來——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頭》，在4條相關新聞中夾雜著兩行文字：

△日來佇候于飛機場遙望飛機自天外飛來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

為什么寫得如此簡略呢？主要是為了逃避重慶當局的新聞檢查，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

王蕓生當日未去機場，但他聽到派出接機人員的匯報后，十分氣憤，也想將此事捅到報紙上。恰好，當時國民黨正在重慶召開五屆九中全會，12月20日，會議通過了《增進行政效能，厲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其中提到“年來行政雖尚有進步，而仍不無疲玩遲滯之感”，推研其因，在于未能認真貫徹1938年《抗戰建國綱領》中的“嚴懲貪官污吏并沒受其財產”的有關條文。議案提出，今后要“厲行監察、檢察職權，修明政治，首重整肅官方”。王蕓生讀到這份議案后，當日寫成一篇社評《擁護修明政治案》，表示對國民黨中央全會議案的支持，中稱：

最要緊的一點，就是肅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戰事爆發，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而多少應該內渡的人尚危懸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應該斂鋒謙退，現竟這樣不識大體。又如某部長在重慶已有幾處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萬元公款買了一所公館?！F在九中全會既有修明政治之決議，我們輿論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職；新聞管理當局若不準我們發表，更是違背中央勵精圖治之旨。

文中提到的兩個例子，一個指向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一個指向當時的外交部長郭泰祺。自然，送審時檢查機關通不過，下令“刪扣”，但王蕓生無視禁令，將被刪部分照發。（《王世杰日記》，1941年12月22日）于是，12月10日重慶機場上的那一幕就廣為人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