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讀書，五六歲以“三百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開蒙，識字寫字。之后學習對對子并誦讀《幼學瓊林》、《蒙求》等，隨后習誦《千家詩》等詩詞文賦。再后即進入《五經》或《四書》系統。唐宋間，主要研習《五經》，明清兩朝以《四書》為主。自進入了《四書》、《五經》系統就算為學開始。

古人年少時讀書分四個步驟，一為朗讀，二為背誦，三為默寫，四為訓解。背誦由“三百千”而詩賦而《五經》而《四書》而“三史”(“三史”為《史記》及兩《漢書》)。背誦典籍是古代學者取得成功與成就的必修課。一般在二十歲之前這些功課基本完成，進士功名多數在二十至三十歲之間取得。再后進入著書立說階段，即古人所言“君子三立”之“立言”。

唐代科舉制度確立，考試內容以經學為主，兼有詩賦。經學是中國固有之學也是考試大綱。

《五經》至《十三經》及《四書》

經學是漢武帝所立的國家官學，是后世研究《十三經》的學問。經字本義為織布機上的縱線，橫線稱緯。以道路為例，南北向稱經，東西向稱緯，如地球經緯線。經線是織布的主干，后寓意為根本義理法則，天地人之綱常。

周秦時期有《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此謂之經書，與之相對有緯書。秦時，《樂》散佚不存。至漢代為《五經》，《易》為群經之首。之后，《禮經》分成《周禮》、《儀禮》、《禮記》三部典籍，所謂一禮變“三禮”。《春秋經》分出《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所謂《春秋》變“三傳”。此《九經》之謂，成于唐代初期。至唐代晚期，又增加《孝經》、《論語》、《爾雅》成《十二經》。至宋，《孟子》列入，終成《十三經》。此后再無變化。

《四書》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部典籍合稱。《論》《孟》為《十三經》之二經，《學》《庸》原本是先秦著作，后被西漢學者戴圣輯入《禮記》(又稱《小戴禮記》，因其叔父戴德亦研習《禮經》，戴圣遂稱小戴)。南宋時，大儒朱熹把《學》《庸》從《禮記》中擇出與《論》《孟》合并，作《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世間遂有《四書》，又曰《四子書》。自唐朝至清代，科考試題以《五經》及《四書》為范圍。唐宋重《五經》，明清以《四書》為要。

經學及學術分科

經學典籍僅指儒家經典。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以及佛道教各種經文典籍不是中國傳統學術中的“經”，不屬于經學范疇。經學是學術固有名詞，不可把帶“經”字的典籍均認為是經學內容。

經學之外的各家之學謂之“子學”，即諸子百家之學。先秦時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等六家。漢代有九流十家之說，即六家之外的縱橫、雜、農、小說四家。后來的佛學也屬于子學范疇。

中國學問于經、子兩門之外還有史學與詩賦等。古代沒有現代意義的學術分科，只有書籍分類。西漢學者劉歆以內容對書籍進行劃分，稱“七略”，即：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唐代分成甲乙丙丁四部，明《永樂大典》及清《四庫全書》為經、史、子、集四部。晚近西學東漸。鑒于西方現代學術分科，國人把經、子兩部稱作義理之學，史部稱作考據之學(經學之訓詁考據另謂之“小學”)，集部為詞章之學，其他稱作經世致用之學。義理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框架及核心價值所在。此話題甚大，涉及二千多年學術史、思想史等。知者自知，不知者亦非兩三句話能以知，故不贅言。

科舉應試及書院實學

古人念書有兩個途徑。一是就讀塾館，又謂私塾。二是在家學習，即把先生延聘家中教習子女。各地城邑鄉村皆有塾館，每年用不了幾個錢即可入塾館學習。縣、州、府、省均有官學。學到一定程度即可報名參加縣里考試，稱縣考。之后府一級復試，稱府考。再經省官學最后考試，稱院考。被錄取者即為“生員”，俗稱秀才。生員即進入官學學習，雅稱“入泮”。學習三年，應考鄉試。

一省或兩省每三年于秋季集中舉行一次考試，稱鄉試，雅稱“秋闈”。考生限于秀才，中式者稱舉人(類似于漢魏時期的孝廉)。次年春天，各地舉人云集京師參加國家統一考試，稱會試，又曰“春闈”，中式者稱貢士。約一月后，皇帝于保和殿親自主持考核貢士以作排名，稱殿試。殿試后，貢士賜名曰進士出身。至此，功名仕途學業就算完成。

南宋以后，書院創始。書院是官辦專門研習學問的機構。不以應考科舉為主要目的，重實學輕舉業。書院于明清兩朝極其發達，凡州縣、府、省皆有書院一家或數家。掌書院者稱“山長”，一般為致仕名宦碩儒充任。教授者一律為飽學之士，督撫疆吏亦親臨授課。明清時的督撫大多政、學兩門皆顯赫。既是顯宦大員又是學界名流，學優則仕在于此。

凡有志于實學者，完全不受科考局限，所學貫通經史子集，精于本業而學于廣博。古代所言學者皆為通才，沒有只讀經而不知史，亦無只會詩文而不通經史者。中國學術源頭的經，初始功能就是史書，而后世的史中又滿含經義。專則精，博則通，二者兼備，可言精通。就中國學問而言，眼下無一人能擔得此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