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一直被看作是歷代賢君直臣的楷模，是李世民標榜自己廣納諫言的招牌。魏征活著的時候，唐太宗把他當作“鏡子”，主動結(jié)成親家;魏征去世的時候，唐太宗“廢朝五日”，親筆撰寫碑文。然而魏征尸骨未寒，唐太宗就出人意料的變了卦，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長子魏叔玉的婚約，而且一怒之下竟然親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對于唐太宗這種“雷人”的異常舉動，有人認為是魏征生前大力舉薦的杜正倫、候君集接連落馬，傷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認為是魏征曾將自己記錄的與太宗一問一答的諫諍言辭，拿給負責編寫起居錄的褚遂良作參考，犯了唐太宗的忌。這兩種說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卻是因為魏征屢次過火的“犯顏直諫”，使唐太宗產(chǎn)生“逆反心理”，推到墓碑不過是唐太宗因為長期受到壓抑而表現(xiàn)出來的一種歇斯底里的發(fā)泄。

唐太宗是歷史上少有的開明君主，為了開創(chuàng)大唐盛世的局面，為了實現(xiàn)千古一帝的夢想，所以他給了魏征“無限話語權(quán)”，讓魏征時刻提醒和勸諫自己。在國家大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懸河，好像在教誨一個沒有主見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長輩，苦口婆心，聲淚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個懵懂無知的孩子。據(jù)史料記載，魏征在為唐太宗效力的十七年內(nèi)，有史藉可考的諫奏前后達二百余次，內(nèi)容涉及政治、經(jīng)濟、文化、外交等諸多方面，甚至連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時候都讓唐太宗下不了臺。

魏征比唐太宗大20歲，如果放在時下，就是“60后”與“80后”的關(guān)系。年齡上的差距，代溝上的隔閡，意見上的分歧，必然會造成二人之間的沖突。魏征在嘔心瀝血的同時，卻忽略了最基礎(ch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張、理想、愛好和私生活。唐太宗那種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標新立異的開拓勁，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權(quán)，在很多時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擾。難怪有一次唐太宗守著長孫皇后的面大罵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殺了這個莊戶佬不可！”能把“從諫入流”的唐太宗逼到這個份上，魏征的進諫確實過了頭。

唐太宗并不是真心喜歡和相信魏征。他對魏征的許多諫言，表面上雖然接受了并且也這樣做了，但一些時候并非發(fā)自心底。這是李世民作為政治家的一種政治姿態(tài)，他只是為了自己的皇權(quán)利益而不得不任用魏征，又不得不忍受魏征諸多一針見血不講情面的進諫。他以對魏征的寬容來樹立自己的政治形象。盡管他見解都是正確的，但是主子就是主子，臣子就是臣子，忘記了自己的身份，挑戰(zhàn)天子的威嚴，這是李世民積怨曠久而導致魏征死后受辱的深層原因。

太宗對魏征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幾次忿忿地說出“早晚有一天要將魏征殺頭”、“我恨不得殺了這個鄉(xiāng)巴佬”等話來，多次有過置魏征于死地的想法和殺機。《資治通鑒》有這方面的記載。如果不是魏征死在了侯君集案之前，結(jié)局還真是無法預(yù)料。

魏征這種慈父般的過火管束，在唐太宗眼里卻成了一種揮之不去的“陰影”。當皇帝的在很多時候說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臉色，這種長期逐步積累起來的壓抑，總有一天就會像火山一樣突然噴發(fā)，而魏征的“薦人失察”和“諫言外流”不過是唐太宗“悔婚砸墓”事件的導火索。貞觀十八年，不聽勸諫、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麗受挫后，不由得發(fā)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長嘆，立即“命馳驛祀征以少牢，復(fù)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人，總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諦，皇帝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