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國在十三世紀的興起可以說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異數(shù)，幾乎沒有人會想到一個上一個世紀還默默無名的游牧民族，竟能快速征服大半個歐亞大陸。蒙古彪悍的騎兵像狼群般狂飆過漠北草原與中原大地，終于來到了遙遠的南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小小的安南，蒙古大軍卻接連三次沉沙折戟……

三度敗北的蒙古軍隊

1252年，蒙古軍隊從甘肅出發(fā)，途經(jīng)川西高原遠征大理。這些從北方干燥的草原上來的將士和馬，居然能夠抱著吹足了氣的革囊，伏在被急流沖得起伏不定的筏子上，勝利渡過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進入云南。戰(zhàn)爭本身是不值一提的，翌年，大將兀良合臺就率軍擒獲大理國王段智興。云南自唐朝天寶年間起脫離中原政府管轄的局面結束了。

攻滅大理是蒙古帝國對最頑強的敵人——南宋——形成戰(zhàn)略合圍的重大步驟，在云南被納入蒙古版圖之后，南宋在陸上已經(jīng)陷入C形包圍，只剩下了與安南的邊界尚不在蒙古人的掌控之中。也正因此，安南成為蒙古軍隊的下一個目標，在遣使勸降被拒之后，1257年兀良合臺率軍三萬入侵安南，揭開了蒙古帝國與陳朝激戰(zhàn)的序幕。

大元與小小的陳朝

這是安南軍隊首次在戰(zhàn)場面對全世界最強大的蒙古軍隊，雖然擺出了步象騎兵的混合陣勢，仍被兀良合臺擊潰。蒙軍趁勢進入安南首都升龍(今河內(nèi))，卻只得到一座空城，僅呆了九天，以暑熱難耐兼之糧食已盡，被迫撤軍，路上又遭到安南地方豪族武裝的襲擊而大敗，沿途疲憊不堪，所到之處亦不敢劫掠，故人們稱之為“佛賊”。這對小小的陳朝而言，當然是一次巨大的勝利，后世的陳仁宗為此寫詩云：“白發(fā)老頭兵，常談元豐事。”

隨后二十多年里，蒙古(元)忙于對宋作戰(zhàn)，無暇顧及僻處一隅的安南。等到滅亡南宋統(tǒng)一中國之后，忽必烈決心兼并安南。1285年初，元軍兵分六路進攻陳朝。鑒于第一次戰(zhàn)爭的經(jīng)驗，部隊中增加了一些曾參加過征服南宋和習慣于在中國南方作戰(zhàn)的高級將領，比如崖山之戰(zhàn)時擔任張弘范副手的李恒這次亦在主帥鎮(zhèn)南王脫歡(忽必烈第九子)帳下。元軍的人數(shù)也大大增加，據(jù)《大越史記全書》載為五十萬人(這當然是夸大其詞)。正面戰(zhàn)場上，元軍再次擊潰陳朝軍隊，占領升龍，但安南軍“雖數(shù)敗散，然增兵轉(zhuǎn)多”，元“軍困乏，死傷亦眾，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脫歡遂于當年五月撤兵，歸途又遇安南軍隊伏擊，李恒膝中毒箭，歸國后毒發(fā)身亡;脫歡本人則是鉆在銅管里，讓士兵抬著，才免于一死。

忽必烈不甘失敗，又集中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漢軍7萬，附船500艘和云南兵6000人、黎族兵1.5萬人卷土重來。1287年12月，元軍由脫歡率領，分兵三路第三次進犯安南。兩路是從廣西、云南來的步兵和騎兵，此外還增加了一支水兵，從海路沿著白藤江(鄰近越南北部下龍灣的入海口)進犯。陳朝軍隊再次放棄升龍，堅壁清野，迫使元軍于次年三月糧盡而退。

白藤江，陳朝軍隊事先從森林里砍伐樹木，削尖后插入江中，當元軍戰(zhàn)船魚貫而入白藤江時，潮水正在下落，陳軍出其不意地猛烈進攻，把元軍船只驅(qū)至暗樁水域，當潮水下落時，元軍的船多數(shù)撞沒于木樁上，全殲元軍水軍，是為白藤江大捷，陳朝大儒張漢超在越南漢賦名篇《白藤江賦》中稱之為“再造之功，千古稱美”。而到了2016年3月初，根據(jù)越南媒體報道，越南總理阮晉勇日前也批準了在這里建設白藤江戰(zhàn)役遺跡保護區(qū)的議案。

白藤江戰(zhàn)役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小小的安南再次擊敗了龐大的大陸帝國。元軍戰(zhàn)敗的消息甚至傳到了遙遠的波斯，伊兒汗國的史學家拉施特在《史集》中記載，“他們(陳朝)的軍隊突然從海上、森林里和山上的埋伏中出來了，擊潰了正忙于搶劫的脫歡的軍隊。”

“興道大王”的功績

對于蒙古(元朝)而言，陳朝實在是個難纏的敵手。陳朝朝廷甚至下令“凡國內(nèi)郡縣假有外寇至，當死戰(zhàn);或力不敵，許于山澤逃竄，不得迎降”。雖然也出現(xiàn)過一些叛降蒙元者，比如陳仁宗的一個弟弟及《安南志略》的作者黎崱，但整體而言陳朝統(tǒng)治集團的抵抗意志是極為堅定的，幾乎可與同一時期的日本鐮倉幕府相垺。只不過，“元寇襲來”時的鐮倉幕府更多依仗的是從天而降的“神風”不戰(zhàn)而勝，陳朝卻更多的需要在戰(zhàn)場上真刀真槍地與蒙古軍較量。

陳朝本身是作為外戚篡奪了原本屬于李朝的皇位，影響至今的一個結果是強令越南李姓者盡改姓“阮”，使后者成為越南第一大姓。為防止自己重蹈覆轍，陳太宗(1218年-1277年)規(guī)定宰相和重臣都由宗室擔任，確保了宗室對皇帝的忠誠。在眾建諸侯的體制下，擁有領地的皇室貴族們不僅僅是為了他們的國家，也為了他們自己的封疆而需要努力驅(qū)除外來入侵者。

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興道大王陳國峻(？-1300年)。從私人角度講，他其實是完全有理由去當“帶路黨”的。陳國峻其父陳柳為陳太宗兄，陳朝的實際建立者陳守度強迫陳柳把老婆讓給陳太宗，陳柳咽不下這種奪妻之恨，臨死時告誡兒子陳國峻一定要為其報仇。結果當元軍來襲，手握兵權的陳國峻卻放下私仇，沒有聽從父親遺言去奪取皇位。他不僅凜然誓言“先斷臣首然后降”，更寫作了名篇《檄將士文》(《諭諸裨將檄文》)以鼓舞士氣，這篇滿是中國歷史上忠勇人物(從為智伯復仇的豫讓到堅守釣魚城的宋將王堅)典故的檄文直斥“蒙韃乃不共戴天之讐”，告誡部下“汝等既恬然不以雪恥為念，不以除兇為心，而又不教士卒，是倒戈迎降，空拳受敵，使平虜之后，萬世遺羞，尚何面目立于天地覆載之間耶”！在其激勵下，許多陳朝的普通士兵都在手臂上刺上“殺韃”二字，發(fā)誓抵抗到底。

除了鼓舞士氣之外，陳國峻更重要的貢獻是為弱小的陳朝找到了一條取勝之道。所謂“彼恃長陣，我恃短兵，以短制長，兵法之常也”，“若用蠶食緩行，不務民財，不求速勝，則拔用良將，觀其權變，如圍棋然，隨時制宜，收得父子之兵，始可用也。”在這種思想主導下，在正面戰(zhàn)場無法抵御蒙(元)軍的陳朝軍隊每每主動后撤，以拖待變;并在敵軍后勤補給力有不逮時趁勢反擊而獲勝。選擇白藤江作為決戰(zhàn)戰(zhàn)場也正是出自這位興道大王的計劃，當時越南的水軍可以說是唯一勝過敵軍的兵種，就連元人也承認，陳朝戰(zhàn)船“船輕而長，船板甚薄，尾如鴛鴦翅，船弦兩側(cè)甚高。每船有三十人劃槳，多可達百余人。船行如飛”。以己所長擊彼之短，豈有不勝的道理。

天時·地利·人和

除去陳朝本身的抗戰(zhàn)，可以說蒙古軍隊也輸?shù)袅颂鞎r、地利、人和。連西方史家都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多桑蒙古史》記載，第一次入侵時，元朝軍由于“熱不能堪，班師”;第二次入侵時“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傷者眾”;第三次入侵時又是“軍中將士多被疫不能進”。安南屬熱帶季風氣候，氣溫高，濕度大，風雨多，旱、雨季明顯，大部分地區(qū)5月至10月為雨季，11月至次年4月為旱季。元軍士兵多來自北方，故元軍出兵多在下半年，正值安南為冬天旱季的時候。一旦被拖至雨季，瘟疫肆虐，蒙(元)軍隊實在是在“鬼天氣”里吃夠了苦頭。雖然不能說蒙古軍隊是完全敗給了天氣，畢竟此前已經(jīng)征服了同樣有暑雨并流行瘴癘的嶺南地區(qū)，但入侵安南，某種程度上的確是在逆“天”而行。

另一方面，安南的地形復雜，山地、高原、河流互相交織在一起，很少有一馬平川的大平原。連元朝將領自己都意識到，這樣的地形“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使得遠征安南的元軍已不是單一的騎兵，而是以步兵為主。對安南的戰(zhàn)爭，也更多是傳統(tǒng)中原式樣的戰(zhàn)爭：既無依靠隨行羊馬和狩獵解決給養(yǎng)的條件，也不能靠“因糧于敵”之法獲取給養(yǎng)。軍隊給養(yǎng)只能靠國內(nèi)供應，勢必“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而不能“羊馬隨行，不用運餉”。漫長而脆弱的補給線也確實成為入侵安南的“阿喀琉斯之踵”。

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忽必烈“內(nèi)用聚斂之臣，視民財如圖苜，外興無名之師，戕民命如草芥”，實在是窮兵黷武，殘民已極。常年對外作戰(zhàn)使得“老兵飽嘗征戰(zhàn)味，聽說安南愁滿面”;兵糧多聚，征丁從軍更導致田地無人耕種，江南一帶“群生愁嘆，四民廢業(yè)，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產(chǎn)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至元二十年(1283年)，江南“相挺而起”的起義“凡二百余所”，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激增為“四百余處”，幾乎遍及整個長江以南。面對如此之多的起義叛亂，元廷不得不抽調(diào)一部分軍力進行鎮(zhèn)壓，從而削弱了元軍南征的力量，因此，雖然忽必烈仍不甘心，先后三次圖謀再征安南，但終于無法如愿，國內(nèi)反對聲浪卻日甚一日。當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元廷立即下詔停止征討安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