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國榷》為何會免遭清廷文字獄的呢？

清朝大興文字獄，清人還對其建州女真族的真實史實，進行肆意篡改歪曲，導致今人學者研究建州女真歷史困難重重。歷史學界通過談遷《國榷》中找到相關史料，為建州女真的研究填補了空白。那么史料如此詳實的一部書為何會免遭清廷毒手的呢？

滿清于1644年入關，第二年，就嚷嚷著說要纂修《明史》。

可是，這部書，直到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前后歷時九十四年，成為了我國歷史上官修史書中纂修時間最長的一例！

花了將近百年的時間修史，可知其灌注心血之多、打磨力度之巨，用功之精細。

毫無疑問，從書的總體質量上來說，《明史》體例嚴謹，敘事清晰，文字簡潔，編排得當，完全稱得是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頗為客觀地評價說，“《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 《金史》呢，雖然“行文雅潔，敘事簡括”，也只是“稍為可觀”而已。要論“完善”，沒有一部比得上《明史》。

不過，作為一部官修的正史，《明史》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清廷統治者一向自詡大清得天下為歷朝歷代最光明正大者。以雍正皇帝為代表，其頒行的《大義覺迷錄》曾將漢魏晉唐宋元明貶了個遍，說漢朝是建立在死人堆上的，魏晉唐宋都是欺負孤兒寡婦篡位而來，元呢？元滅宋，那是赤裸裸的強盜行徑；而明本是元之臣民，臣民犯上，雍正憤然罵道：“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對于大清得國，雍正正氣凜然地說：“趕出明之主人者，流賊李自成也。我朝驅逐流寇，應天順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強盜，明罰敕法之天吏也。”

基于清廷統治者這一說法，由清廷統治者牽頭編修的《明史》就出現了最大的一個缺點：不僅完全隱沒了建州女真先世與明朝的臣屬關系，也完全隱沒了清入關之后南明弘光、隆武、紹武、永歷諸朝廷存在之事實。

老實說，自古以來，以后代修前代史，凡涉及到新朝與舊朝之關系，免不了要有所掩飾，但象《明史》這樣“一隱沒而遂及一代史（建州史）之全部”的，絕無僅有。

單就這一點來說，后人要研究明史，特別是要研究滿洲的興起及清軍入關前后等等歷史問題，就必須參考其他著述。

但是，經過清廷血腥文字獄的摧殘和洗劫，這樣的著述已經是百不存一了。

大歷史學家吳晗在《燈下集》曾提到自己做這方面工作時的艱辛，說：“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圖書館讀《明實錄》，抄朝鮮《李朝實錄》，想從這兩部大部頭書里，找出一些有關建州的史料，寫一本建州史。因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這三百年間的歷史都隱沒了，竄改了，歪曲了，為的是好證明清朝的祖先從來沒有臣屬于明朝，沒有受過明朝的封號，進一步強調建州地區從來不屬于明朝的版圖等等政治企圖。”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修四庫全書的時候，把明人有關建州的真實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辦法多種多樣：一種是毀版，禁止流通；一種是把書中有關地方抽掉，弄成殘廢；一種是把有關文字刪去或改寫。推而廣之，連明朝以前有關女真歷史的著作也連帶遭殃，不是刪節，便是被竄改了。這樣做的結果，從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中期這一段期間的建州史實，在整個歷史上幾乎成為空白點，我們對建州的社會發展、生產情況、生產工具、社會組織、風俗習慣、文化生活、部落分布等不是一無所知，便是知道的很少。這是個歷史問題，應該解決。”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吳晗先生把《明實錄》翻來覆去地讀，讀出了許多困難；沒辦法，只好下苦功，用筆抄，從朝鮮《李朝實錄》中抄出有關建州和中朝關系的史料，一共抄了八十本。

后來，吳晗偶然觸及了一本堪與《明史》相媲美的明代史書——談遷的《國榷》，不由得激動萬分地說：“由于當時（《國榷》）并未刊行，因而也沒有經過四庫館臣的亂改。……對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歷史是有積極貢獻的。”

《國榷》是一部編年體的明史，按年、月、日記載明朝一代的重要史實，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凡四百三十萬字，記敘了從元文宗天歷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誕生﹐到順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權滅亡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間的歷史。

書中對《明實錄》中避而不談的明朝史實敢于直言不諱，對建州女真的史實也不回避、不掩飾，全部如實地加以敘述。更難能可貴的是，對于萬歷以后七十多年的歷史，也在《明實錄》沒有記載的情況下，盡力根據邸報、方志、其它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遺民的口述，加以補編，使有明一代的歷史達到了相對的完整。

就因為《國榷》沒有印本，得以避開了“四庫館臣的亂改”，成為了現在研讀《明史》的重要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