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國門雖然被人打開了，西器、西俗和西學漸次東來，但中國人對于西方現代政治意義上的選舉(vote)，在很長時間內都不能理解，任憑先進人士怎樣啟蒙，大家就是不開竅。在所有能識字做文的國人眼里，選舉是考試，不是投票，得選與否，一看自己的發揮，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沒有關系。所以，盡管先進人士一個勁地說西方選舉政治的好話，而且搞選舉的西人一個勁地打我們，但是國人還是在一個勁地操練自家的科舉，甚至當西方人打進來的時候，還幻想人家也跟我們一樣，開科取士(曾經傳八國聯軍的統帥瓦德西干過這事)。

不過，近代以來的世界，畢竟是西方的世界，體系、規則、座次都得由人家來定，然后把你拖進來按到某個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遲，都得接受人家的規矩，包括名詞概念。中國人的學習能力和識時務的能力都不差，只因為國家太大，資格太老，架子放不下來，耽誤了太多的功夫，好在中國人畢竟聰明，當我們被西方的好學生日本人教訓了一頓之后，終于肯放下架子學習了。

上海是晚清中國新鮮事的集散地(圖20)，各地的中國人，都跑到這里來見識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輪馬車，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買辦，講一口洋涇浜英語，甚至投票選舉，也敢一試。

不過，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選政治領導人，而是選美女。19世紀末的上海，是個繁榮娼盛的年代，從街頭的流鶯，到書寓的校書，鶯鶯燕燕，成千累萬。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個文氣未消的時代，即使是青樓，也要講究一點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于是肉竹發1，小報出，花酒來。甲午戰后，文人學士，家愁國恨，無處排遣，有關醇酒婦人的行動，格外活躍，于是有人發起為妓女評花榜活動。

花榜模仿科舉考試，分色藝兩項，給妓女打分，分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們用不著動筆，也不需交卷。能進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紅的人，至少有人樂意捧場。這種活動相當古老，據說17世紀就有，當時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時的花榜，卻采用投票選舉的形式，由報紙來主辦，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戲報》的花榜評選。這位《官場現形記》的作者，筆下生花，罵官罵得暢快，辦報點子也多，《游戲報》的花榜評選，自1897年夏開始，每年評選四次，以當年的首次選舉最受關注，報紙的銷路為之大增。花榜選舉的票，當時叫“薦書”，一份薦書算一票，以票多為勝，得票相同則參照輿論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參賽的妓女，無論一、二、三甲，都在報上列出。第一次選舉，雖然是僅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狀元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過，參與者中至少有一個是外國人，美國人雅脫，他發信抗議，說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顯然，如果此信屬實的話，只表明了西方人對中國美女的感覺跟中國人自己是不一樣的，按“民主原則”，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雖然一不能做官，二沒有獎品，但所得到的好處也是明顯的。發榜之時，報上在每個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開列了些贊詞，據說這些贊詞都來自于薦書，名次越是靠前，贊詞就越長。贊詞的話有長短，可肉麻程度卻差不多，比人則非西施即王嬙，喻物則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與月爭妍”，連最后兩名，也是“身材俏麗”和“琪樹瓊花”(從后來流傳下來當時的照片看，這些當年被吹成羞花閉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滯，以今日之眼光觀之，一點都不美)。發榜之后，不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們以后生意興隆，收入驟增，就連寫薦書的秀才們，也因其文辭的艷麗，因此多了些在報上露臉的機會，可以多收點潤筆。當然，得到好處最多的是發起活動的報紙，銷路增，廣告來，評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幾個月。事實上，隨著花榜的評選，相關的各行各業都得到了拉動。當時中國的照相業剛剛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來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終吊起了大家閨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裝，由于報上的宣傳，而被廣大的良家婦女所效法，因而服裝裁剪業也發達起來。報刊也因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來，由妓女而女學生而名媛閨秀，日益興旺發達，迎來了中國傳媒業的第一個春天。其他被拉動的產業，估計還會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舉了。

在報紙發起評花榜之前，中國的花業或者說娼業，雖然也是一種“產業”，但卻只在中世紀的層次上運行，不過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選舉的花榜，才轉變成了美女經濟。花榜評選的設計者李伯元之流，對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卻無師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選舉，顯然，如果不是這種海選性的投票，花榜的評選絕不可能鬧出這么大的聲勢，當然也就沒有后來綿延二十幾年的花榜選舉，也就沒有了美女經濟。

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國人手里，最先得濟的，是我們的美女和美女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