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更化

元祐更化又稱元祐黨爭，是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在元祐年間(1086～1093)推翻王安石變法的事件。宣仁太后是前此宮廷中反對變法的后臺，掌權(quán)后遂援引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種反變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馬光打著“以母改子”的旗號，反對新法。他把變法的責(zé)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接著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蔑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新法大部廢除，許多舊法，一一恢復(fù)。如差役法，知開封府蔡京依司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內(nèi)全部恢復(fù)，對社會的危害較熙寧以前還要嚴(yán)重。通過變法而積聚起來的錢財，也在反變法派執(zhí)政的幾年當(dāng)中“非理耗散殆盡”。

與此同時，還不遺余力地打擊變法派。章惇曾對司馬光恢復(fù)差役法的主張一一進行批駁，反變法派動員全部臺諫力量，對章惇屢加擊逐，直至被迫賦閑。列為王安石等人親黨的變法派官員，全被貶黜，其中蔡確寫《車蓋亭詩》，以為皆涉譏訕，貶死于新州。變法派人人懷自危，惶惶不安，呂惠卿在謫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對派抓住把柄。

對西夏，則繼承了熙寧以前的妥協(xié)政策，把已收復(fù)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以偷安一時。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會上廣泛不滿。

頭腦較為清醒的人們曾勸告司馬光，要為年幼的宋哲宗設(shè)身處地，異日若有人教以“父子義”，唆使哲宗反對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設(shè)想。司馬光說“天若祚宗社，必?zé)o此事！”司馬光及其后繼者無視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滿。哲宗親政后說，他在垂簾聽政期間“只見臀背”，斥責(zé)反對派全不懂君臣之義。宣仁太后一死，復(fù)辟舊制的反變法派隨之垮臺，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擊。

高太后如何廢除新法？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支持變法的宋神宗病逝，變法派失去后臺，其子趙煦年幼即位，是為宋哲宗，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司馬光等昔日的重臣們又得以重新掌政。

新法廢除

高太后垂簾聽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她先是召回被變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馬光。隨后，高太后廢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將因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貶謫的舊臣都召回京師，分別重用。熙寧元豐年間，有一批重臣因為反對變法而被罷官，包括文彥博、司馬光、范純?nèi)实热恕＿@些人被免職后，與在洛陽的一些士大夫往來十分密切。當(dāng)時洛陽有名士邵雍、程顥、程頤等人，均以道學(xué)家自居，文彥博等人待之如上賓。富弼、司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會的故事，經(jīng)常集中在一起，賦詩取樂。他們只按年齡大小排列順序，不按官職高低來論資排輩。他們在經(jīng)常聚會的地方專門修建了一所房子，將他們十三人的像全部畫在房子里面，當(dāng)時人稱之為“洛陽耆英會”。這些“洛陽耆英”十分喜歡接納賓客，經(jīng)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談?wù)撘恍┤ぢ勢W事或國家大事，然后喝幾杯酒，吃一頓便飯，號稱是“真率會”。洛陽人敬重這群人的學(xué)識和風(fēng)度，也十分羨慕他們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會之時，總有不少人圍觀，竟然由此成為洛陽的一大景觀。

而這些“耆英”中，最為人矚目的要數(shù)司馬光。司馬光作為舊黨的領(lǐng)袖，聲望極高，時人稱之為”舊黨赤幟“。宋神宗去世后，司馬光到京城開封吊唁宋神宗。剛到開封，宮廷衛(wèi)士及京城老百姓爭先恐后地擁在司馬光身邊，對他說“無歸洛陽，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圍觀者多達數(shù)千人。由此可見司馬光聲譽之隆。然而，司馬光卻消受不起這般眾星捧月般的擁戴。之后，司馬光入朝拜相。

高太后一臨政，便拜司馬光為相，立即贏得了相當(dāng)?shù)娜诵摹＞瓦B大宋的敵國契丹，聽說司馬光為宋朝宰相后，也大為敬畏，告誡己方的邊關(guān)守將不要輕易挑起爭端，要維持遼宋雙方友好關(guān)系。

高太后垂簾后，“以復(fù)祖宗法度為先務(wù)，盡行仁宗之政”，盡量與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稱“元祐之治”，被認(rèn)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樂的時代，堪比漢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貞觀之治”。

高太后雖然屬于保守一派，但卻有十分優(yōu)秀的執(zhí)政才能。她執(zhí)政期間，勤儉廉政，勵精圖治，因此這期間政治比較清明，經(jīng)濟也十分繁榮。這也是宋朝最后一個國勢較強的時期經(jīng)濟繁榮，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記載說高太后“臨政九年，朝廷清明，結(jié)夏綏安，杜絕內(nèi)降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舜。”

元祐更化

高太后能被稱為“女中堯舜”，足見其治下朝政清明，然而，宋朝歷史上最激烈、最殘酷的黨爭也發(fā)生在這一時期，甚至從元祐時期一直延續(xù)到宋哲宗親政后，在朝的大臣無論是保守派還是變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黨爭。這其中，復(fù)雜微妙之處難以言表，既有保守派與變法派之間的政治之爭，也有宋哲宗與高太后的沖突，還夾雜著許多無法說清的個人恩怨。

司馬光上臺后，把變法的責(zé)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接著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蔑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新法大部廢除，舊法一一恢復(fù)。司馬光在宋神宗變法時隱居洛陽達十五年之久，他廢除新法之徹底，不能不說他受到了自己數(shù)年來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情緒的影響。

然而，高太后卻不僅一味信任司馬光，委以重任，還在司馬光病死后，將其反對變法的措施執(zhí)行到底，并起用大批保守派人物如文彥博、呂公著、范純?nèi)屎蛥未蠓赖热恕＿@就是歷史上所謂的“元祐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