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時代的前列 超越時代的宋朝法治精神

這幾天，“法治”大概會成為一個熱鬧話題吧。建立法治的治理體制，離不開一個基礎：有一套專業化、職業化的司法機構，一群有別于行政官僚與一般公務員的司法官。剛剛落幕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從符合條件的律師、法學專家中招錄法官、檢察官制度”，其實就是將未來司法改革的方向確定為推進司法的專業化。

一般認為，“司法專業化”并不是中國固有的司法傳統，而是從西方傳入的制度。我曾經在網上討論宋代司法制度，就遇到網友挑釁地反問：“宋朝有法院嗎？有法官嗎？”我當然知道他的意思，他想說傳統中國的司法其實是跟行政合二為一的，除了設于中央的大理寺，地方并沒有專門的法院，也不設專職的法官，而由行政官兼理審判事務。

但這位朋友的看法，肯定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因為宋朝司法的專業化、職業化可能超乎今人刻板的臆想。

宋代從中央到地方，都設立了專門的司法機關。中央一級，大理寺為最高審判機關，分“左斷刑”與“右治獄”兩個法院，“左斷刑”負責詳斷天下疑案及命官、將校犯罪案，“右治獄”掌審理發生在京師的刑案及詔獄。刑部則為最高司法行政機關，分左右二廳，左廳負責復核獄刑，右廳負責官員的行政處分。刑部還有權派員監察大理寺與京師衙門的刑事審判。此外，京師還設有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理檢院，都是隸屬于諫院的直訴法院，接受士民向皇帝申訴的訴狀，并且具有行政法院的功能。

在地方，路一級的大監察區設置有提點刑獄司，相當于中央派駐地方的高級巡回法院。提刑司負責審核州府上報的刑案，對沒有疑難的死刑案擁有終審權與核準權，但疑案須奏報大理寺復審，這叫做“疑獄奏讞”。提刑司也有權力組織臨時法庭，開庭審理州法院的上訴刑案。

宋代最發達的司法機構設置在州府一級。人口最多、府事繁劇的開封府，至少設有使院、府院、左右廳、左右軍巡院六個法院;諸州一般均置三個法院：當置司、州院與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設左右院，即有五個法院;當然一些小州則將州院與司理院合并，只置一個法院。每一個法院都配置若干法官，叫做“錄事參軍”、“司錄參軍”、“司理參軍”、“司法參軍”。主管當置司的推官、判官，他們的主要工作也是司法。錄事參軍、司理參軍、司法參軍都是專職的法官，除了司法審案之外，不得接受其他差遣，即便是來自朝廷的派遣，也可以拒絕，“雖朝旨令選亦不得差”。

州府法院既接受縣級法院初審案的上訴，本身也受理訴狀，審理刑案，所以訟務最為繁忙。我們現在看電視劇，以為開封府所有的案子都是包青天親自審斷，其實這是不切實際的——你讓包青天變成三頭六臂，他也忙不過來啊。在開封府審案的通常是左右軍巡院的職業法官。

宋代的縣一級，司法力量的配置最弱，未設專門的法院，由行政長官——知縣及其佐官兼領司法。不過縣衙門只有權限判決詞訟(民事訴訟)及杖刑以下的輕微刑案，對司法配置的要求不高。而且，即使是縣，也設有專職的法吏，一是推吏，一是編錄司。這兩個專業化的法吏，不得兼理他務，并由財政給予優厚的待遇。可見宋政府對于縣級司法也是比較重視的。

還有一點也可以說明宋代司法的專業化趨勢：宋人非常明確地意識到，法官群體不同于一般官僚。因此，宋朝法官在獲得任命之前，必須經過司法考試;曾犯過“出入人罪”過失的官員，也不得擔任法官;朝廷嚴格限制法官的社交活動，其他官員可以相約喝酒宴樂，但法官不可以;同時給予法官尊崇的地位、優厚的待遇，“法官之任，人命所懸。太宗嘗降詔書，諸州司理、司法，峻其秩，益其俸”。

這些州法院的司法官員，名義上算是知州的屬僚——這也是宋代司法尚未完全獨立的表現。但是，基本的“獨立審判”機制則已經建立了起來，宋朝的法律明確規定：州縣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得請示、征求上級法司的看法;提刑司如果發出批示干預州縣法院的司法審判，州縣法院可以不必理睬，一概依照法律辦事;干涉下級獨立審判的上級法司，以違制追究責任;御史接受皇帝的委派，組成特別法庭審理案件，不受宰相與君主的干預。

而且，一名有抱負的宋朝法官，也會自覺追求司法過程中的獨立性，而拒絕外界的影響，包括來自皇帝的影響。北宋的大理寺卿韓晉卿曾受皇帝委派，前往寧州按治獄事。依照慣例，韓晉卿赴任之前，應當入對，即入宮面圣，請皇上做工作指示。但韓晉卿拒不入對，說：“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豈應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他的意思是說，我奉命辦案，以法律為準，國法擺在那里，就不必征求皇帝的意見了，免得干擾了司法。所以韓晉卿不入對便走馬上任去了。時人也沒有覺得韓晉卿的做法有什么不妥。

可惜宋人開創的高度發達的司法體系，以及司法專業化的歷史方向，并未為后面的朝代所繼承，元明清三朝的司法制度，退回到非常簡陋、粗糙的狀態，如明代的府一級(相當于宋代的州)，只設一名推官助理訟獄，而清代則連推官都不設置，府縣的司法完全由行政長官兼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