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記載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后，為了加強思想統一，焚毀天下書籍，坑殺儒生造成文化流失，然而歷史真的是這樣嗎？本期小編將帶大家看一看真實的歷史上真實的“焚書坑儒”。

只“焚書”未“坑儒”

關于“焚書坑儒”，《史記》中是這樣記載的：

秦始皇建立政權以后，視天下蒼生為芻狗，貪婪暴虐，濫施刑罰，弄得民不聊生。特別是他為了控制思想，聽從丞相李斯的建議，盡燒天下之書，引起了讀書人的強烈不滿。

當時有兩個為始皇求長生藥的人，一個姓侯，一個姓盧，兩個人私下議論說：“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因為滅了諸侯，統一了天下，就以為自古以來的圣賢誰也比不上他。他高高在上，聽不到批評之聲，日益驕橫;官員們為了討好他，只能戰戰兢兢地說謊欺瞞。他還頒布法律，規定方士之術不靈就要被處死。如今大家因為畏懼，誰也不敢指出始皇之過，致使天下之事無論大小皆取決于皇帝。他竟然還用秤來稱量大臣們的上疏，如果大臣們每天呈上的疏奏(竹簡)不足一百二十斤，就不讓休息。像這種貪權專斷的人，我們不能為他求長生不死之藥。”但是，后來二人腳底抹油，跑了。

秦始皇聽說此事后勃然大怒，又因為有人舉報咸陽的諸生中有人妖言惑眾，擾亂老百姓的思想，于是，始皇下令逮捕了一些散布“妖言”的讀書人，并且嚴刑拷打，令其互相檢舉揭發，有四百六十多名儒生被牽連進來。秦始皇一聲令下，這四百多號人遂被活埋于咸陽。這就是發生于前212年的“坑儒”事件。

需要注意的是，《史記》中提到這段時，用的是“諸生”而非“儒生”。而“坑儒”這個詞最早出現在西漢初年的典籍中，此時距秦始皇死后已經一百多年。

西漢始元六年(前81年)，漢武帝的財政管家桑弘羊在著名的鹽鐵會議上舌戰群儒，發表了一通宏論，大意是，儒生們只知夸夸其談而不切實際，表里不一，就像那些雞鳴狗盜之徒一樣，自古以來就是禍害。魯國國君將孔丘驅逐，棄之不用，就因為他首鼠兩端，貌似圓滑其實迂腐，并沒有切合實際的主張。基于同樣的道理，秦始皇才燒掉儒生們的著作而使其言論不得傳播，寧愿將他們活埋也不任用。(見《鹽鐵論》)之后，劉向在《戰國策序錄》中明確地提出秦始皇“坑殺儒士”。此后，《史記》中所說的“諸生”漸漸演變成“儒生”。

魏晉時期，偽書《古文尚書》中有篇“孔安國序”，序中說：“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這大概是“焚書坑儒”一詞的最早出處。這一說法被后世廣泛引用，流傳至今。

還原真相

焚書源于周青臣與淳于越的一段論爭。

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為了慶賀秦王朝修筑長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陽皇宮里大宴群臣。

有一個名叫周青臣的仆射借給皇帝敬酒的機會稱頌始皇說：“以前，秦國很小，地不過千里，虧得陛下你神靈明圣，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接著，他又大贊郡縣制，說秦始皇改諸侯分封制為郡縣制，使國家無戰爭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從古至今沒人能比。

周青臣的話雖然不無阿諛奉承的成分，但陳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事實。不料，卻引起了一個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滿。

淳于越一向主張厚古薄今，認為古代的東西都是好的，當代的東西都是不好的。當他聽周青臣贊美郡縣制，貶低分封制時，奮然而起說：“我聽說商周時代都因分封子弟而傳國近千年，因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讓他們與國君互相照應。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卻不分封子弟以作呼應，倘若出現像篡奪齊國政權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將何以應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這一點，反倒當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于越與周青臣并無過節，這場爭論純屬觀點之爭，也有文人相輕的味道，本不應該產生什么實質的后果。不料此時丞相李斯卻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

李斯說：“三皇五帝治國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這是因為他們能根據天下大勢，來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愚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于越拿三皇五帝來舉例，這值得去效法嗎？那時候諸侯相爭，大家都想招徠天下的讀書人，現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國，老百姓致力農工業，知識分子要學習法律，這才是正道。現在這些儒生不從當下出發，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說現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勸皇上：過去天下大亂，各執一詞，才有諸侯并起，都借著古代說事兒，花言巧語沒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亂七八糟的學術，而不是國家的制度。如果皇上統一天下，應該統一思想……臣請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寫的歷史都燒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職責，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都讓地方官燒毀……”

李斯啰里啰嗦說了許多，中心內容只有一個，那就是應當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為此，他建議燒書，而且要以嚴厲的措施去執行。

注意，李斯要燒的是“秦紀”以外的歷史著作，并沒有建議秦始皇連儒家的《詩經》《書經》以及諸子百家的書全部都燒掉。

另外，在《史記·李斯傳》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馬遷轉引李斯的話說：“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李斯對于那些詩書百家語，僅用了一個“去”字，并沒有肯定地要“燒”。緊接著這段話還有一句：“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注意這里是“收”而不是“燒”。

結合以上三段話，可以明顯地看出，詩書以及諸子百家的書并沒有燒，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權和相應的政府官員收藏，目的是為了“愚百姓”，而不是為了損毀。

《史記·蕭相國世家》中的一段記載也可以證明秦始皇并沒有燒書。這種記載是：“何(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意思是說，當初劉邦軍隊攻下咸陽城后，蕭何先行沒收了秦朝丞相、御史所藏的律令、圖書;后來，劉邦坐了天下后，從這些圖書中獲得了天下要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等等資料。

從這段話中中不難看出，秦始皇只不過下令收繳民間圖書，藏在官府和學官之手，并沒有將它們燒了，至少沒有全燒了。否則，蕭何收什么？漢代又怎么可能“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燒掉前代所著史書，無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應該一分為二，對于“燒盡天下書”這樣的誤解，還是應該澄清的。其實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書都燒了，上層建筑也就全完了，統治的基礎同樣會受到極大的動搖，他不會連這個都不知道。

如果說“焚書”不是燒盡所有的書，那么，“坑儒”又是否真的是“坑殺儒生”呢？也不完全是。

坑儒

“坑儒”一事緣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這一天，嬴政駕幸梁山宮，隨行的人馬車騎甚眾。把酒臨風，駐足山頂時，秦始皇偶一抬頭，發現丞相的隨從很多，不由得皺了皺眉頭。當時秦朝的丞相設左右兩名，分別是李斯和馮去疾，不知超標的是哪位。這一細微的舉動被隨侍在側的一個中貴人(宦官)發現了，這個中貴人與超標的這位丞相是朋友，就將皇帝對他的車騎過多似有不滿這一情況泄露了出去。

幾天以后，秦始皇不知道如何聽說了此事，于是大起詔獄，把當時在身旁的中貴人全部處死，弄得人人自危。隨后就發生了侯生和盧生逃跑，四百多人被遷怒而喪命的事。

這殺死的四百六十多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自西漢以后，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是儒生。然而，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敘及這段史實，原文是說“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術士不等同于儒生。術士者，方士也，是我國古代好講神仙方術的人。如秦始皇時“入海求仙”的徐福，漢文帝時“望氣取鼎”的新垣平，漢武帝時主張“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見李夫人的齊人少翁，等等。

再者說，騙秦始皇錢財“以巨萬計”的是方士，如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以及誹謗秦始皇并逃跑的侯生、盧生，秦始皇為什么要拿儒生泄憤呢？退一步說，即使侯生、盧生是儒生，秦始皇也不會放過騙走他錢財的方術之士而單單去懲治儒生。換言之，根本沒有證據證明秦始皇當年坑殺的都是儒生。

人們之所以認為秦始皇坑的是“儒”，有一個理由是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稱所坑者為“生”，而司馬遷在《史記》索引中的說“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所以，“生”即“儒者”。其實，這明顯是斷章取義，因為漢代以前，方術之士也可以叫生，如《史記》中有載的安期生就是著名的術士。所以，秦代的“生”不完全是儒生。況且，“坑儒”是秦始皇去世一百多后才出現的說法，于是有人認為，“坑儒”應是西漢文人出于對秦始皇暴政的憤怒，而強加給他的不實之詞。如章太炎、顧頡剛等人，就認為秦始皇并沒有坑過儒，他坑的其實是“方士”。

方士中可能有儒生

前面雖然論證了秦始皇并沒有專門坑儒，但是所坑的“生”中，是否有一部分是儒生或準儒生呢？

據《史記·儒林列傳》記載，秦始皇“焚書坑生”之后，其長子扶蘇諫道：“如今天下初定，遠方的人民未必心服。這些儒生(原文是“諸生”)都是學習孔子的，陛下這么嚴厲地懲罰他們，我怕天下百姓因此而恐懼不安。請皇上明察。”秦始皇聞諫大怒，把扶蘇趕到遙遠的北方邊境，讓他當蒙恬的監軍去了。此舉，導致了后來的沙丘之變。

司馬遷在記載秦始皇咸陽坑生一事時，只是籠統地說“諸生”或者“術士”，扶蘇在進諫時，則把“諸生”的意思解釋得非常明白：“諸生皆誦法孔子。”——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徒子徒孫自然就是儒生。

為什么同一本書記述如此混亂呢？可能是因為秦始皇喜鬼神之事，派人到處求仙藥，于是有一些儒生便投其所好，混進術士的隊伍，本想借此博取功名利祿，不想卻被秦始皇所坑，所以司馬遷才說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另外，方術之士多數也是讀書人，可算是準儒生。更何況，一旦殺戮就可能傷及無辜，這些被坑的“生”中難免會有一些被錯殺的儒生。

秦始皇“坑生”的行為對秦王朝的打擊是巨大的。在司馬遷看來，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對當時人們研習“六藝”是個致命打擊。陳勝吳廣起義之時，山東一帶的儒生毅然參加義軍，孔子的八代孫孔鮒還做了陳勝的博士，后來與陳勝一起遇難。陳勝能夠在一個月內就建立起自己的政權，這些儒生功不可沒。

按理說，儒生應該是最維護君臣綱紀的一批人，此時卻紛紛跟隨陳勝造反，一方面或許是因為“焚詩書”式的文化專制政策剝奪了他們進行學術研究的權利，使他們無以為生，忍無可忍之下走上武裝反抗之路。同時也應該與一部分儒生被殺有關。試想，假如秦始皇坑殺的都是些裝神弄鬼、招搖撞騙的方術之士，不會對儒生們產生那么沉重的打擊，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也不會那么惡劣。

綜合上述各點，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秦始皇焚過書，但并非盡毀;發生咸陽的坑“生”事件，其矛頭主要指向方術之士，當然其中有部分儒生。所以說，我們看待事情要從史料中找觀點，而非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