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3年，蘇丹應在德州守墓的東王后裔請求，上書雍正，希望給予這些人中國國籍，獲得批準;1753(乾隆十八)年，蘇祿“老蘇丹”上《請奉納版圖表文》，請求將本國土地、丁戶編入中國版圖，這是因為蘇祿被西班牙百般欺凌，強弱不敵，希望依托中國，尋求庇護。

5月7日(2012年，編者注)，央視《24小時》女主播和佳一句“菲律賓是中國固有領土”的口誤，引起軒然大波。菲律賓如今是主權獨立國家，又向以“亞洲近代第一個共和國”為自豪，當然不是“中國固有領土”。

不過，這個群島國家海岸線離中國島嶼最近距離尚不足200公里，其9500萬人口中，至少有1500萬人帶有華裔血統，是東南亞華裔血統人口比例較高的國家之一，至今仍具有鮮明華人特征、且自認為華裔的菲律賓人，也有100萬以上，這一切都表明，菲律賓和中國之間，的確是有一些“固有”關系。

最早到達菲律賓群島的國家力量是東吳

菲律賓在漫長歷史時期內，其境內7000多個島嶼上雖有人居住，但并未形成國家形態，而最早到達菲律賓群島的國家力量，是中國三國時期的東吳。公元226(吳孫權黃武五)年，東吳官員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浮海巡撫東南亞，前后歷時數十年，抵達過越南、柬埔寨和南洋群島等地，也曾到過今天菲律賓境內的臣延、耽蘭和杜薄。由于康泰回國后著有《吳時外國記》(俗稱“扶南傳”，扶南即柬埔寨)，這本書雖然早已亡佚，但裴松之注《三國志》時有所引述，《晉書》中也有提及。此次“出訪”的目標是扶南，菲律賓各地僅是順風路過，因此中國此時對菲律賓，也只能說是“到此一游”，去過而已。

隋唐時期，中國航海業空前發展，南方大港泉州十分繁榮，海船和航海設備也大為進步，已出現了中國-菲律賓之間的較固定海上貿易航線。由于風浪、潮流的關系，這條航線并非從福建沿海直接前往直線距離最近的呂宋島(即今菲律賓群島中的呂宋島)，而是從泉州出發，先繞過海南島，沿越南海岸線抵達越南南部的占城，然后繼續沿海岸線南下，在馬來半島一帶橫渡南海，抵達加里曼丹島的渤泥(文萊)，再從文萊北上，抵達今天菲律賓的蘇祿群島和棉蘭老島一帶。

還應看到，唐代“海上絲綢之路”十分繁榮，但菲律賓群島卻只是這條海商黃金航線的一個并不起眼分支。菲律賓列島人煙稀少、經濟落后，中國的大宗輸出產品(絲綢、瓷器、茶葉)，當地市場容量有限，而當地出產的水果、香料、海產品等，其它南洋地方也不難買到。這條航線最重要的意義，是開辟了一條中國福建沿海居民遷徙菲律賓的通道，此后幾百年間，呂宋等地逐漸聚集起不少華人，他們經商、務農，甚至成為海盜，在當地居住下來。

菲律賓第一個國家的第二代東王葬在山東

唐、宋、元三代，中國官方對菲律賓群島的興趣似乎并不大，一直到明初這種局面才開始改變。1405(明成祖永樂三)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在前往渤泥途中經停呂宋，在當地見到許多福建僑商，并應僑商請求，任命福建晉江籍華僑商人許柴佬為呂宋總督，此后直到1424年，呂宋島的最高行政長官都是這位華僑商人。

從理論上講，這17年是菲律賓和中國關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時期，因為此時呂宋最高行政長官是中國人，最高行政機構法理上直屬中國明朝中央政府。但實際情況卻遠沒這么夸張：鄭和許下的不過是“紙上富貴”，既沒有給兵，也沒有派員，而許“總督”所能依靠的，不過是聽命于己的一些商人、同鄉和伙計，所能控制的不過是商埠周圍一小塊地盤，廣大島嶼上絕大多數土地、人口他們既不能統治、管理，也無法征收賦稅，甚至彼此間都未必知道對方的存在。1424年明成祖去世，明朝對外政策發生劇變，耗資巨大的“下西洋”因內部激烈爭議暫停。

在此前后，呂宋以南，出現了菲律賓歷史上第一個國家——蘇祿蘇丹國(在西班牙入侵菲律賓前，該國是當地社會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之一)。公元1409年鄭和三下西洋時路過蘇祿，在和樂與蘇祿第二代東王巴哈剌會晤，并贈對方豐厚禮物。叭哈剌對中國富庶繁榮十分仰慕，與同信奉伊斯蘭教的鄭和也一見如故，請求同船到中國“朝覲觀光”，但鄭和當時領命出訪印度、錫蘭(斯里蘭卡)，歸期未卜，因此婉拒。叭哈剌在鄭和走后向西王、峒王轉述中國“盛況”，令二王嘖嘖稱羨，三王決定共同設法赴華。

1417年，東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及隨員、家屬等共340多人航海來到中國，當時明成祖正在北京為遷都做準備，蘇祿三王抵達南京后又換船沿運河北上，于八月初一抵達北京朝覲，逗留27天，受到明成祖接見、賜封和隆重接待，進貢“金鏤表文”和“珍珠、寶石、玳瑁諸物”，明成祖“賜印誥、襲衣、冠帶及鞍馬、儀仗器物，其從者亦賜冠帶有差”，臨行時再獲接見，三王各獲得“金鑲玉帶一條，黃金100兩，白金2000兩，羅錦文綺200匹，絹300匹，鈔1萬錠，錢3000貫，金繡蟒衣、麒麟衣各一襲”。終明朝一世，外國國王親自來訪的寥寥無幾，三王一齊來訪的僅蘇祿一例，因此所受的禮遇也是最鄭重的，和南洋號稱“最恭順”的滿剌加相同。

由于南北往返，舟車勞頓，加上寒流突襲，習慣熱帶氣候的叭哈剌沿運河南下至山東德州，因病醫治無效，于九月十三日與世長辭，遺命留葬中國。明成祖聞訊后派禮部郎中陳士啟前往祭奠，以國王禮節將扒哈剌葬于德州，并賜謚號“恭定”。安葬扒哈剌后，西王、峒王一行辭別歸國，而東王一家除長子都馬含回國嗣位外，其余家屬包括王妃葛本寧、叭都葛蘇性，次子安都祿、三子溫哈剌等10人留德州守墓。

蘇祿蘇丹國希望成為“中國固有領土”被乾隆拒絕

東、西、峒三王則得到明朝“冊封”，屬于東亞典型的“藩屬關系”，但這種所謂“藩屬國”并非真正的統治，而是一種特殊利益交換關系，即中國皇帝從“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傳統理念，認為自己是天下萬國宗主，其它國家都歸自己“領導”，而弱小鄰國一來畏懼中國實力，二來希望通過“朝貢”換得成倍的“賞賜”，獲取利益，也樂得“嘴上服軟”。不過，此后在明朝官書上，蘇祿三王此后的“朝貢”紀錄寥寥無幾。蘇祿東王留下守墓“三年”的10名家屬，僅叭都葛蘇性一人在6年后歸國，其余都留在德州，終明朝一世，他們的國籍都是蘇祿，是明朝的“客人”。

17世紀，清朝取代明朝統治中國，此時江河日下的蘇祿蘇丹國，國王正是東王后裔，他們希望依靠中國，抵御西班牙人的步步蠶食。1726(清雍正四)年，蘇祿蘇丹遣使“朝貢”，重建了和中國的“藩屬”關系;1731年，蘇祿蘇丹親自“來朝”并拜謁了蘇祿東王墓;1733年，蘇丹應在德州守墓的東王后裔請求，上書雍正，希望給予這些人中國國籍，獲得批準;1753(乾隆十八)年，蘇祿“老蘇丹”上《請奉納版圖表文》，請求將本國土地、丁戶編入中國版圖，這是因為蘇祿被西班牙百般欺凌，強弱不敵，希望依托中國，尋求庇護。

但此時乾隆正奉行閉關鎖國政策，對海岸線以外并無興趣，甚至認為華僑都是“漢奸”，死不足惜，殖民者殺死華僑對中國有利，在這種思維定式下，他顯然不會對純屬“外人”的蘇祿請求有絲毫積極回應。蘇祿希望成為“中國固有領土”的請求最終被婉言謝絕，但雙方的“藩屬”關系依舊維持。1851(清咸豐元)年，西班牙人占領蘇祿古都和樂，蘇祿和中國間的航路就此被切斷，這一年也是中國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的年份，此后中國自顧不暇，所謂“藩屬”關系，也只剩下民國時清朝遺老所編“清史稿”中云山霧罩的幾筆了。

1897年11月2日，呂宋成立了菲律賓第一共和國，1902年7月4日，美國吞并了菲律賓，次年宣布“摩洛蘭”為“非法土地”，向原蘇祿蘇丹國領土大量移民。1946年7月4日，菲律賓第三共和國成立并維持至今，和“摩洛蘭”的關系始終不睦，屢屢爆發戰爭和暴力沖突。1989年11月6日，“棉蘭老穆斯林自治區”成立，包括巴西蘭、馬京達瑙、南拉瑙、蘇祿和塔威塔威五省;2012年4月26日，菲政府和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簽署協議，宣布同意該組織在菲律賓南部組建“政治實體”，但具體細節尚未議定，目前南方這塊蘇祿故地局勢仍十分微妙，至于“蘇祿蘇丹國”，理論上一直存在，如今已傳至17世，在當地享有崇高威望，但并無實權，如今的蘇丹王室，仍然是當年蘇祿東王的后裔。

從前文可知，菲律賓北方的呂宋，和南方的蘇祿，歷史上的確都曾和中國存在一些“固有”，但大抵為象征性隸屬關系，中國并未真正實際控制過菲律賓，最接近于“隸屬”的，自然是乾隆年間的那一次蘇祿蘇丹“請奉納版圖”，但請求者系被殖民者所逼而迫不得已，被請求者又正式拒絕，這件事并未成為事實——哪怕是理論和形式上的事實。

如今“蘇祿國恭定王”的陵墓仍矗立在山東德州市北的長莊鄉北營村，東王后裔如今繁衍為安、溫兩姓(分別為二王子安都祿、三子溫哈剌之后)，已傳承至第21代，被劃為回族(因蘇祿人篤信伊斯蘭教)，大部分聚居于北營村，世代守墓，一部分則散居江蘇、河北、天津等地，已很難看出他們與普通中國東部回族的區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