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命大臣是指帝王臨終前托以治國重任的大臣。

中國歷史上從秦朝的趙高開始，一直有“顧命大臣”攝政一說。攝政，是指代替皇帝掌管朝政的人，他(她)可能是太后、皇后，也可能是攝政王、外戚權臣、輔政大臣，其權勢應在當朝皇帝之上，甚至可以決定皇帝的廢立。能被選中做“顧命大臣”的人，才能、品德一般都是文官中的翹楚，再加上沒有裙帶關系做后臺，他們一般都比較小心謹慎，整體表現遠好于外戚。給人的印象也遠好于外戚。

老皇帝大行之前，通常會鄭重其事地將幼小的儲君托付給朝中重臣，是謂顧命。但在2700年的歷史長河中，小皇帝與顧命大臣之間你死我活的斗爭從沒中斷過。不是廢皇帝，就是被皇帝殺。

公元1861年，也就是咸豐十一年(辛酉年)，8月22日子時三刻，咸豐皇帝從昏厥中醒來，看上去還有些精神，但他清楚，這是回光返照，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

咸豐皇帝招來老婆孩子，以及隨侍重臣，安排后事。他為6歲的兒子載淳，安排了八名大臣輔佐，“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這便是咸豐八大顧命大臣。當晚咸豐駕崩于承德行宮煙波致爽殿。

11月2日，也就是咸豐駕崩兩個多月后，顧命大臣之一，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署領侍衛內大臣肅順，護送著咸豐的靈柩從承德回歸北京，這天靈柩來到了密云。此前，慈禧以皇帝尚幼，不能長久護靈為由，先期間道回京，一同回去的還有其他七名顧命大臣。

連日來，秋雨不停，道路泥濘不堪，護靈隊伍上下疲憊不堪，肅順來到地方官員安排好的驛館，稍微擦洗一下，拖著疲憊的身軀躺倒炕上，由兩名小妾服侍著。肅順閉上眼睛，考慮著咸豐帝大行之后，北京那詭譎多變的政局。

溫柔鄉中，肅順很快就睡著了，到了半夜，一陣喧鬧把肅順驚醒，還沒來得及穿戴，一伙全副武裝的侍衛沖入了他的睡房，醇郡王奕譞奉上諭捉拿肅順。此時這位剛剛獲得咸豐顧命，權傾一時的肅順，還沒搞清楚怎么回事就在罵罵咧咧中束手就擒。他不知道的是，另外七名顧命大臣，此時已在北京被捕。

大清朝最后一個，也是中國帝制時代最后一個顧命大臣團隊，在被任命兩個多月之后，全軍覆沒于一場宮廷政變中，為首三人，肅順被斬首，載垣、瑞華被賜自盡，其他人削職流放。

從此，在中國綿延幾千年的顧命大臣制度，徹底成為了歷史。

伊霍開了壞頭，小皇帝都要留神

在中國古代政治中，顧命大臣從來就是一種高危職業，在綿延幾千年歷史中，小皇帝與他爹安排的顧命大臣之間，你死我活的戰爭從沒中斷過。

“顧命”一詞出自尚書《顧命》篇，講的是，周成王將死，恐怕太子釗不能勝任，命令大臣召公和畢公輔佐太子。

在中國古代的君權政治中，存在這樣一個悖論，小皇帝年幼，無法統治帝國，最常見的就是這種“顧命大臣”體制，幫助小皇帝完成過渡。

但這時候，問題就來了，顧命大臣要么是皇帝宗室，要么就是朝廷重臣，在先帝時便掌握大量政治資源。盡心輔佐者有之，飛揚跋扈者有之，直接廢小皇帝的亦有之。不管是哪種顧命大臣，他們必然與君權存在矛盾。

古代政治話語中，有這樣一句，“行伊霍之事”。這是小皇帝最不愿意聽到的，一旦有人嘮叨這個，小皇帝便如末日來臨。

伊是商朝的伊尹，霍是西漢的霍光。此二人都是顧命大臣中的佼佼者，他們忠心用事，身前雖然權傾朝野，但都沒有成為篡逆者。所以先帝們都希望自己的臣子，能以他們為榜樣，盡心輔佐兒子。

但是伊霍二人卻有著令小皇帝驚悚的手段。伊尹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顧命大臣，這位先生不簡單，以一個廚子出身，做到商湯的宰相。根據史學家錢穆的論證，宰相最早是指帝王家中祭祀之時，行使宰牲權力的重要大臣。由此看來，這個職銜就是由伊尹開始的。

在商湯死后，伊尹接受了顧命之責，成為商湯長孫太甲的師保(太師、太保)。他在顧命任內做了一件大事，他稱因為太甲不守爺爺的祖訓，治理國家亂七八糟，便將其發配到爺爺的墓地桐官守墓，面壁思過。直到太甲知錯悔過，方才放回國都，將王權奉還。最后君臣相得，成就一番盛世。

但《竹書紀年》講了另外一個更為驚悚的版本，伊尹廢太甲自立，將其囚禁，7年后太甲出逃殺伊尹，才得以恢復商朝社稷。無論哪個故事，都告訴世人，伊尹手中握有廢立君王的大權，而且幼君根本無法抵抗。

霍光則是霍去病的同父異母弟，在漢武帝晚年深得信任，武帝臨終前，將其招來，以幼子劉弗陵托付之，“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霍光遂以大將軍職為顧命。只是這位爺同樣手段非常，在漢昭帝劉弗陵駕崩后，因其無嗣，便引武帝孫昌邑王劉賀即位，但二十七日之后就以其淫亂無道，報請上官太后廢除了他。另立武帝廢太子留在民間的兒子劉病已繼位，是為漢宣帝。

伊霍二人雖然都沒有篡位，都在身后將大政歸于皇帝。但他們運用手中權力廢立皇帝，開了一個極壞的頭。日后“伊霍之事”便成為所有小皇帝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據說明萬歷皇帝小時候，因為貪玩飲酒，被自己親娘李太后招去教訓一番，最后扔給萬歷一本《漢書》，讓他好好學習《霍光傳》。這下可了不得，其中潛臺詞萬歷如何不知？當時他的顧命大臣便是歷史上鼎鼎有名的張居正。此間逸聞，足見顧命大臣對小皇帝的威懾力。

正是這種威懾力，給先帝期待的君臣相得的理想狀態中投下了陰影，成為歷朝歷代顧命大臣與小皇帝之間生死相搏的原罪。

那位萬歷皇帝，到張居正去世后，立刻將其打倒，罰沒家產，逼死其子，還差點要開棺戮尸。足見萬歷心中對張居正是怎樣一種刻骨銘心的仇恨。

明知有野心，顧命卻是緊箍咒

在中國歷代政治話語中，還有這樣一句話，“主少國疑”。誰都明白，一個年幼的君主在中國政治版圖中可謂九死一生，特別是生逢亂世的小皇帝，被權臣干掉、取而代之的例子多如牛毛，舉不勝舉。

于是，那些對權術精通的皇帝們采取了各種方式預防這種情況發生。其中一種手段是殺大臣，這一招用得最狠的是朱元璋，他將跟隨其開國的文臣武將殺個干凈，就是為孫子、年幼的朱允炆日后登基掃清隱患，同時又安排孫子一眾叔叔在外領兵。

朱元璋手段不可謂不狠，安排不可謂不周到。但還是不行，大臣中沒有棘手的了，卻被領兵在外、制衡中央的兒子(朱棣)篡了孫子的帝位。

誅殺權臣也不是保險的辦法，在某種情況下，君王為了社稷的安全，無法對權臣動手。托孤顧命，有時候也成了克制臣下野心的一種妙法。

最著名的托孤之一，就是劉備在白帝城對諸葛亮的托付：“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顧命之辭一語點破諸葛亮與他那傻兒子劉禪之間的關系。但這種托付重若千斤，讓權臣諸葛亮不僅沒有二心，還只能“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蜀漢的對手曹魏政權身上，曹操的孫子魏明帝曹睿彌留之際，把司馬懿召到近前，“以后事相托。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

什么后事，自然是幼子曹芳啊，“君其與爽輔少子。”曹睿不可謂情不深，意不切——為了見你一面，把兒子托付于你，連死都能忍，如今見了老兄，死無恨了。

他以司馬懿和曹氏宗親曹爽(曹操族子大都督曹真之子)為顧命大臣。其中對司馬懿的托付與劉備白帝城托孤頗為相似，也是籠絡權臣，不至其有二心的手段。而且曹睿還以曹家宗室的曹爽為制衡。這樣的方法在他看來可謂萬無一失。

但是，他的設計只成功了一半，雖然司馬懿終其一生都沒有對曹芳不利，篡奪其位，但他卻消滅了大將軍曹爽，為兒孫輩篡位掃清了障礙。

當時魏蜀吳三國鼎立，斗得你死我活，無論哪國都不能誅殺司馬懿、諸葛亮這樣的國家柱石，但這些人能力太強，勢力太大，如何能讓小皇帝安然無恙呢，在老皇帝看來，惟有托孤了。事實可見，這兩次顧命都勉強算成功。

但以顧命之恩也不一定都有作用。到了北齊，開國皇帝高洋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臨終前進行了一次無奈的托孤。他的兒子高殷年幼，只能以弟弟高演為顧命。高洋知道弟弟是什么德性，幾乎用懇求的語氣對他說：“奪時但奪，慎勿殺也。”侄兒的皇位，你要奪便奪了，但請給他留條活路。

結果高演做到了上半句，沒做到下半句，廢了侄兒高殷一年后就把他殺了。

顧命大臣是幾千年政治實踐下的無奈之舉

在史學家錢穆看來，中國帝制的歷史，就是一部皇權與相權爭奪的歷史。顧命大臣是相權對皇權的侵奪，甚至某種程度上還會取而代之。如此一來，如何能讓小皇帝與顧命大臣相安無事？

再加上一朝天子一朝臣，老皇帝的近臣，肯定是與他性情相近，政見相同的人。但對于小皇帝來說，就未必了，他自然也有與自己性情相近的臣子。從個人感情上也決定了，顧命大臣和小皇帝尿不到一個壺里。

但為什么即使如此，老皇帝還是篤信顧命大臣？由始至終幾乎每個朝代但凡幼帝繼位，都會顧命呢？

從某種程度上，顧命大臣制度是極其無奈之舉，是由皇權繼承制度，無法克服的內在原因決定的。

在古代民主制度中，如古希臘、羅馬共和時期，國家的執政官都由公民選出，一般而言都能選出賢良勇武之輩，絕對不可能選一個沒成年的小孩，因此根本沒有小皇帝無法自立的問題。

但皇帝專制是子承父業，無論多么英明神武的皇帝，未必一定能生出同樣英明的兒子，而且也不可能每個太子都已成年。怎么辦？

有的時候，會采取“兄終弟及”，這種政治安排多出于國家處于戰爭紛亂之時。最著名的就是北宋初年，太祖趙匡胤與太宗趙光義之間“斧聲燭影”的典故。在南北朝或者五代十國這些華夏大分裂時期，更是十分常見。前面講過的高洋、高演兩兄弟就是這種情況。

但“兄終弟及”始終不符合古代繼承制，也容易造成紛亂殺戮。所以在政局穩定的時代，不會有市場。

那么另一種辦法就是太后垂簾，明朝以前，除了顧命大臣之外，太后垂簾的過渡方式十分常見。漢朝、唐朝、宋朝都以太后垂簾為小皇帝保駕護航。本來自己老媽看護兒子，自然再好不過。但事實上，也會出現問題，那就是外戚干政。

所謂外戚就是皇帝他媽或者老婆的親戚，有時候外戚的問題會演變得非常嚴重。漢高祖劉邦的老婆呂雉，以太后臨朝，造成呂家權勢熏天，竟然打破劉邦“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誓約，封呂氏數人為王。如果不是周勃、陳平兩位漢初名臣平定呂氏篡位的叛亂，漢室江山或許真得姓呂了。

但即使如此，兩漢400余年，外戚干政一直是非常嚴重的政治隱患。后世對此也沒徹底吸取教訓，直到唐朝，還出了個女皇帝武則天。真正克制住外戚干政的，是從宋朝開始，宋朝雖然仍有數次太后垂簾，但強大的文官制度，終于將外戚干政的隱患消除。

這便出現了后黨勢力與文官勢力相制衡的政治格局，回到本文最初，中國最后一次顧命大臣的嘗試，咸豐的政治遺囑，便是典型的例子。

咸豐任命八大顧命，又給了自己兩個老婆——慈安一枚“御賞”章，慈禧一枚“同道堂”印。規定上諭詔書，必先由顧命大臣起草，然后兩宮皇太后先后用印，開頭以“御賞”起，末尾以“同道堂”終。只有這樣的詔書才是合法的朝廷敕令。

咸豐的安排就是讓帝后一方與顧命大臣互相制衡，達到皇權的平穩過渡。但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老婆慈禧，那是中國歷史上首屈一指的野心女人，甚至是可以和武則天、呂雉并列的后黨頂尖精英。只兩個多月就干掉顧命團隊，收回大權。

慈禧兒子載淳原來的年號是“祺祥”，這是顧命大臣起的年號，慈禧奪權后改為“同治”，其意明顯，就是兩宮皇太后與皇帝同治天下。

同治，就如讖語一般，正是對幾千年顧命制度最好的墓志銘，從周代的“共和”始，到清末的“同治”終，歷經2700年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