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訊逼供，是指司法機關(guān)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使用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該行為嚴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quán)利和民主權(quán)利，為此，我國刑法中規(guī)定了刑訊逼供的罪名。我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guī)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guī)定定罪從重處罰。

刑訊逼供是一種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的野蠻行徑，不僅是對犯罪嫌疑人精神和肉體上的嚴酷摧殘，更是對無罪之人的人格和尊嚴的極端踐踏。在中國，刑訊逼供起源甚早，周代已見于典籍：“仲春之月……母肆掠，止獄訟。”鄭玄注曰：“掠，謂捶治人。”“肆掠”，就是指現(xiàn)在刑訊。

大秦帝國建立以后，深受法家思想熏陶的秦始皇，“專任刑罰……晝斷獄……”。作為刑罰的一個重要方面，刑訊制度也有了很大發(fā)展。《秦律》規(guī)定：“能據(jù)供詞追問，不用拷掠而明案的是上策;用考掠而不得案情的是下策”。根據(jù)這一原則，秦朝又對刑訊做了進一步規(guī)定：“凡訊獄，必先盡聽其言而書之……更言不服，其律當治者，乃諒(笞掠)”。當時雖然不提倡拷訊，但《秦律》在另一法律問答中已列舉出“大痍”，即囚犯經(jīng)刑訊后，肢體將斷不能行走，須長官令人扶回的謂之“大痍”。既然作為刑訊的一種事實狀態(tài)已明文列出，秦拷訊之盛也就可想而知。

西漢時期，因為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傾軋而用刑訊的記載不絕于書。漢初，漢高祖劉邦對預謀行刺的貫高“榜笞數(shù)千，刺身，身無可擊者”。廷尉杜周曾經(jīng)毫不掩飾地說：“不服，以掠笞定之。”此語出自主刑大臣之口，不但說明刑訊的合法化，而且使得法吏上下相胥，皆以苛酷為能，拷囚之時，極盡殘忍。漢文帝劉恒雖然廢除“肉刑”，但刑訊逼供依然普遍，以至到了漢武帝時，酷吏刑訊斷獄成風。

東漢一直把拷訊作為治獄的基本方法。明帝時，楚王劉英被告謀反，刑官就用極殘忍的手段對其屬吏逼供，“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xù)、宏、勛掠考五毒，肌肉消爛。”這種血腥的場面，還是發(fā)生在“顯宗以親故不忍窮究”的情況下。試想在當權(quán)者認為“需要窮究”的情況下，在對待“非親非故”的普通百姓時，那刑訊之苛酷，真不知會慘烈到何等境地。事實上，東漢光武帝劉秀之后，朝庭就大量起用酷吏。王吉，“性殘忍……夏月腐爛(人犯因刑訊而肉體糜爛)則以繩連其骨，見者駭然。”周紡，“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吏人及羌胡畏之。”就是此人，后來“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在東漢，有王吉、周紡之流的“活閻王”充斥司法領(lǐng)域，東漢拷訊之酷，司法之黑暗也就不難想像。章帝劉坦曾在詔書中引《律》曰：“掠者唯得笞榜立。”此律即東漢的通行法律。但用何方法，用何刑具，用刑到何種程度，法無明定，而由法吏率意為之。可見秦漢之際是刑訊的隨意性時期，因而具野蠻性和殘酷性。

魏晉之際，魏據(jù)《漢律》立法，名曰《魏法》，包含“系囚”、“鞫獄”、“斷獄”三章。晉文帝時，“令賈充定法律，辨囚律為告劾、擊訊、斷獄。”可見兩朝已有了刑訊的專論。但由于兩律皆已失傳，故具體內(nèi)容無從察考，不過可從見諸典籍的個案中窺出一些端倪。曹魏時，尚書令為下獄的太尉楊彪向法吏滿寵說情，“囑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

在南朝，刑訊也逐漸規(guī)范化。宋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即后世的“壓杠子”。當時有一名叫奚顯度的小吏對怠工民工常法外施行。以至于流傳著：“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的民謠，說明在存在拷訊的時代，刑訊規(guī)范化總比濫施刑訊好得多。齊時，多沿用宋時的律法。

梁時，“凡系獄者，應加測罰。”《隋書刑法志》解釋為：“立測者，以亡為垛，高一尺，上圓劣容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扭，上垛，一上測七刻。”即先抽鞭子，打棍子，然后帶械站跺，迫囚招供。鞭打多少，帶何刑具，罰站地點時間，皆有法律明示。

陳時，刑訊沿用梁朝的“測囚法”。由于鞭笞之后又罰長站，此法引得當時不少開明人士的批評。都官尚書周弘正感嘆道：“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有鑒于此，主刑大臣范泉在修訂律令時，對“立測”法有所改進：“分其刻數(shù)，日再上。”即將囚犯罰站時間縮短，隔日限時而站。變動雖小，但無疑也是一種進步。

在北朝，由于掌權(quán)的鮮卑族是由奴隸制直接過渡到封建制，因此部落式的野蠻刑罰曾廣為施行。北齊世宗高澄時，廣用酷吏：“盧斐，性殘忍……為相府刑獄參軍，無問事之大小，考掠過渡，于大楱車輻采死者非一”。“畢義云，專以車輻拷掠，所獲甚多。”文宣帝高洋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又立之燒犁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既不勝其苦，皆致誣服。”北魏獻文帝都不得不承認：“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習欲免之，則以細捶，欲限之，則先大杖，民多不勝而誣引，或絕命于杖下。”

隋初統(tǒng)治者隋文帝楊堅(541年-604年)宣布：“盡除苛慘之法”。根據(jù)前朝舊律修訂刑律，“沿革輕重，務取平允”，并廢除了前代梟首、車裂、宮刑、鞭刑等酷刑。隋文帝下令：廢除前代的“審囚酷法”，禁止對囚犯“屈打成招”，反對“刑訊逼供”。據(jù)《隋書·刑法志》記載，訊囚的數(shù)量，刑具的規(guī)格，施刑的主體、對象，以及行訊過程中不得更換法吏都有具體明確的規(guī)定。同時，對前代八十一條死罪、一五零條流罪、千馀條徒、杖等酷刑以及滅族等都一概廢止。制定修訂了簡要的刑律，并基本上被唐、宋至清各代所沿襲。

隋文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公開反對“刑訊逼供”的皇帝，他深刻吸取了歷朝歷代滅亡的教訓，勤勞思政，勵精圖治，實行開明統(tǒng)治，不斷減輕刑罰，在各朝舊律的基礎上，制定修訂了簡單明了的《開皇律》，廢除了一些慘絕人寰的酷刑，規(guī)定了“有期徒刑”的年限，規(guī)定了“死罪不得專決，悉移大理寺覆按”，由專門的司法機關(guān)負責審理，對犯人處置采取審慎態(tài)度，而不是草菅人命，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發(fā)生。隋文帝對法律的一系列改革，使法律減輕了殘酷性和野蠻性，他的這種思想和做法，不但在當時具有非常進步的現(xiàn)實意義，而且在中國法制建設的歷程上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