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兒子，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女皇帝武則天的丈夫。武則天從他的手中奪走了政權，建立了短暫的大周王朝，讓李姓男人們著實丟了一把臉。因此，歷史上對唐高宗的評價是“昏懦”，從歐陽修撰《新唐書》以來，就把他當作“昏懦之主”。

其實，唐高宗李治并不是一個“昏懦”之君。他之所以被戴上了這頂帽子，只是因為后世的歷史學家為了防范武則天式的改朝換代再次出現，因而不遺余力地丑化武則天，連帶著也把唐高宗弱智化了。在這個丑化的過程中，以宋代史學家司馬光等人發揮的作用為大，這又與宋代曾有多位太后深入參政的政治現實有關。

唐高宗是掩蓋在李世民和武則天光環之下的一個男人：不爭氣的兒子，懦弱的丈夫。對于高宗，自古以來人們已經習慣于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環中考察，即使對他在位期間的政治評價，也會和貞觀之治聯系起來：“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讓人明了高宗的政績。

那么，究竟是他本身懦弱，還是歷史學家把他寫懦弱了？答案應該是后者，有幾點可以證明。

其一，唐高宗做太子的時候已經跟武則天發生了不正當關系。那時候武則天是庶母，跟高宗是母子關系。如果二人曖昧之事被唐太宗知道了，后果不堪設想，至少要被廢掉太子之位。他敢做這件事，可見他不膽小。

其二，唐高宗繼位之初，他的舅舅長孫無忌把持朝政大權，唐高宗不服，要奪權。當時唐高宗的勢力還無法與長孫無忌相抗衡，但是他經過不懈地努力還是收回了權，最后把長孫無忌貶至外地，致其自殺而亡。

其三，從高宗時期的歷史發展來看，他的功績一點也不遜色于其他任何一個皇帝，包括他的父親。

高宗很善于聽從勸諫，他虛心求諫的政治作風與太宗如出一脈，而且高宗對于法律建設也十分重視。我國現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議》(與《羅馬法》并稱)，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修訂而成的。相對來說，這一時期的執法狀況寬平公正，犯罪率較低。

高宗時期的軍事成就也不容忽視，唐朝在這一時期滅亡了東西兩個大敵：高句麗與西突厥，也順帶壓制了一下日本的氣焰，換來了中日千年和平。但從征伐高句麗的戰果來說，太宗李世民曾親征卻徒勞無功，而高宗滅了高句麗，并在遼東設立九都督府，完成了太宗沒有實現的夢想。

高宗對于長生之術的冷靜態度和對醫學的信任，比起太宗也勝出一籌。太宗最終因服食丹藥而死，而高宗身體狀況雖一直不佳，卻能夠客觀坦然地面對。他對于胡僧的長生藥從不迷信，認為“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他對于御醫的治療都能夠積極配合，即使是在他的頭上扎針也不介意。另外，他還命令宰相組織名醫修訂了《唐本草》行世。單就這種對生死的科學態度來看，說他“昏懦”就很不客觀公平。

高宗之后雖然因為身體原因委托政事于武則天，但不是完全放任。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他一直親自處理國政，即使到了弘道元年(公元683年)三月，即他臨死前的幾個月，仍然關注朝廷宰相的任職狀況，并罷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義琰。與此同時，他還常常命令皇太子監國，代他處理國政，而不是完全依賴武則天一個人。所以，在高宗活著的時候，不存在武后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情況。

縱觀高宗執政時期，國力在增強，到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全國人口就從貞觀時期的不滿300萬戶增加到380萬戶。此外，民族關系在改善，疆域在拓展，這個被認為是唐朝最弱的皇帝，擁有唐朝最大的版圖。所以，我們可以斷定，說唐高宗是個窩囊廢是政治的需要，完全是后世史官的曲意刻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