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國人誤讀的列夫·托爾斯泰

列夫·托爾斯泰

因國家博物館的“列夫·托爾斯泰與他的時代”展，這位禁書作家再度引起國人關注。

過去一百年，列夫·托爾斯泰在中國從沒被冷落過，卻也從沒被正確解讀過——他是思想家、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俄羅斯的良心、不朽的人，偏偏不是小說家。

“現在俄羅斯適合正直人的唯一地方就是監獄”“人生不是一種享樂，而是一樁十分沉重的工作”“所有幸福的家庭都一樣，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樣的話，人人耳熟能詳，可多少人真正啃完了他的三大代表作？《復活》、《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

列夫·托爾斯泰在中國的接受史，其實就是一部誤讀史，一次次功利性地開發，讓我們一次次與小說之美擦肩而過。

1900年，上海廣學會出版《俄國政俗通考》，首次推薦了“劉都斯篤依”(即列夫·托爾斯泰)：“時年23歲。投筆從戎，入卡利米亞(即克里米亞)軍營效力。1856年，戰爭方止，離營返里，以著作自娛。生平得意之書，為《戰和紀略》(即《戰爭與和平》)一編，備載1812年間拿破侖伐俄之事。俄人傳誦之，紙為之貴。”

1906年，托爾斯泰作品有了中文版，即《托氏宗教小說》，由6個文學價值不高的短篇組成，出版理由是“中國小說，怪誕荒唐，蕩人心志”，而“泰西小說，或詠言，或寄意，可以蒙開學，瀹民智……雖曰小說，實是大道也”。

當時西學東漸正在潮頭，國人不明取舍，揀選只看名頭，托爾斯泰因此被夾帶而來，赫然成了啟蒙家。李大釗的《介紹哲人托爾斯泰》、王國維的《托爾斯泰之近世科學評》、天貺的《宗教改革偉人托爾斯泰之與馬丁路德》、蔣夢麟的《托爾斯泰人生觀》，均脫離具體文本，抽象地去談托爾斯泰的“思想”。

中國第一次“托爾斯泰熱”在“五四”前后，此時他長篇小說還沒譯成中文，除了“思想”，人們無從下嘴。那一代文人更喜歡匕首與投槍，既然靠短篇小說與雜文也能贏得知名度，也能兌現出現實利益，那么，誰還肯去操練高風險的鴻篇巨制？

短，則空間狹窄，只有把問題簡單化，變成黑與白、正與邪的二元對立，才有審美快感。于是，陳獨秀贊托爾斯泰“尊人道，惡強權”，郭沫若稱其為向舊秩序挑戰的“真正的匪徒”，魯迅則說“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一掃而空”。就這樣，托爾斯泰穿上了“二十世紀的革命家”“社會主義之實行家”的馬甲。

百余年來，國人看西方，往往是只讀了只言片語，便將胸中塊壘寄托于茲，貌似在學習，其實在撒嬌，無非是給自己被壓抑的理想找個權威注釋而已，所以錢鐘書先生說“外國一切好東西，到中國沒有不走樣的”，托爾斯泰亦不例外。

1928年，托爾斯泰一百周年誕辰，再度被國人熱炒，而此時他的代表作(長篇小說)相繼譯成中文，革命家們失望地發現，它們遠沒有想象中的“戰斗性”，而列寧曾批評托爾斯泰是“一個頹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憐蟲”，此時已被中國作家們知曉，所以馮乃超怒斥托爾斯泰是“卑污的說教人”，茅盾、周立波、魯迅等也開始“客觀”地看問題，一面承認托爾斯泰的“寫作才華”，一面又批評其“不抵抗主義”。

可什么是“寫作才華”？這其中包含了一個巨大的誤會，以為小說能人為地拆分成“思想”和“技術”兩個部分，分別修煉完成。而這“技術”又可以被無限拆分成結構、描寫、造句、組詞……

無限拆分的結果，就是殺死小說，這種所謂的“技術”，其實是一套精致的媚俗手段，打著觀察生活、反映生活的旗號，作家們成了故事工人，其創造力被合法閹割。

問題的關鍵在于，當我們意識到托爾斯泰并非“思想家”，只是一名小說家時，我們心中充滿了困惑：一個思想不正確的人，為什么會在西方擁有那么大的影響力？為什么他會走向不朽？

通過對托爾斯泰的文本分析，中國文學發展出一整套話語體系，比如“現實主義塌陷”“小說本然邏輯背叛了作家的主觀意愿”等等，除了行內人自己覺得很形象外，普通讀者只能一頭霧水。總之，在我們看來，世界上原本就存在著小說的完美模板，誰寫得最接近它，誰就不朽。而在實際操作層面，這個模板就是：語言高度民間化，出場人物越多越好，故事多線索推進，不厭其煩的細節描寫，對話與敘述穿插，主題與時代結合……

可現實是，樹立了絕對完美的標桿，創新空間就會被壓抑。中國小說家們確實寫出了一大堆偽托爾斯泰，卻誰也沒能不朽，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一句“中國的托爾斯泰”的阿諛，連見多識廣的楊沫也會把持不住。托爾斯泰是不朽的后門，人人都想從這里擠進去。

上世紀60年代，托爾斯泰大部分譯作被禁止出版，只有晚年“反帝”的內容可以公開傳播，他再一次成了“思想家”和“良心”。直到“文革”結束后，中國讀者才突然發現，托爾斯泰那痛苦而深沉的內省，以及對人生終極價值永不停息的追問，竟有如此感人的力量。當“我”終于從“我們”中剝離出來，當雙眼自縫隙中望見自由，托爾斯泰的寫作猶如燈塔，照亮了每一次不肯屈服的跋涉。我是人，我應該是萬物中最主動的過客，我應該配得上曾經的那些苦難。

對于生命，托爾斯泰其實沒有給出答案，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甚至選擇了投降。他寫道，人所要的，不就是幸福嗎？那就去追求幸福唄，為何追問永恒？他為此感到釋然，甚至歡快，但他終于會知道，幸福依然只是一帖麻醉劑。

也許，只有放在人類小說藝術發展的長河中，托爾斯泰的價值才能更真實地展現出來，才會明白他所能到處，陀思妥耶夫斯基亦能到，而他不能到處，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能到。老托被熱捧，老陀被忽略，可知小說家的命運不完全由實力決定，只要寫作，就會被誤讀，關鍵看誤讀后的東西，是否湊巧觸到了時代的痛點。

從不思考永恒的人，對永恒總有過分期待。麻煩的是，他們渴望不朽，卻又要抄近路。這些年，不少中國作家也開始寫長篇累牘的“內省”之作，也試圖用一個宏大的架構來包裹其干癟的人生經驗。不打技術牌，就打思想牌，再也超越不了“二鬼推磨”的格局，有了偽托爾斯泰這項真正的跨世紀工程，看來，托爾斯泰早晚被玩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