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明朝的海洋政策，人們常有太多的偏見。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禁海令，“片板不許入海”，已經成為閉關鎖國的符號，乃至于四、五百年以后中國的不幸遭遇，大都因為找到了這個根源，而讓有些人平息了一點痛苦的焦慮，或找到了發泄憤怒的對象。為當今的中國人提供這種標簽的，來自于西方人對中國歷史的片面解讀。失去自信的中國人，喪失了話語權，默默無語地接受了它。在這種對歷史標簽化、符號化的錯誤理解中，歷史的真相要么被歪曲，要么隱而不見。它影響了我們對自己歷史的理解，也影響了對現實的認識。

明朝的海洋政策，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承上啟下，又體現了全球歷史巨變時期，中國海洋政策的走向。僅僅以外部的角度看待明朝的海洋政策是不夠，僅僅從內部的視角對它進行考察，也是片面的。明朝200多年的歷史，其海洋政策可以清晰地分成兩個階段，劃分界限大致可以放在西元1500年左右。這兩個階段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人們常把明朝時期中國海岸線上發生的事情當成特例。確實，明朝的中國海洋，有些對于西方來說，真的是“特例”，因為西方對這些現象的歷史演變缺乏了解;有些對中國人也是特例，因為某些根本性的重大改變的確是第一次發生。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頒布了禁海令，我們如今對朱元璋禁海的解讀大多是誤讀：將其等同于中國的封閉，一貫的閉關鎖國。這樣的誤讀，輕則可以認為是以偏概全，重則可以認為是盲人摸象，只見葉子，不見森林。朱元璋的禁海令更多只是軍事政策，并不完全是政治或經濟政策。元朝末年，義軍四起，朱元璋最終獨占鰲頭，登上大位。但是，在朱元璋開國之時，當初參加造反的各種勢力并沒有全部歸順臣服，張士誠、方國珍兩支武裝力量逃往海島或鄰近的海國，成為對朱元璋登基后的一個威脅。然而，對于明朝政府來說，當時最主要的威脅來自逃往蒙古的元朝殘余勢力。明朝將重點軍事力量放在北部邊疆，防衛和追剿并重。而東南海疆的反抗勢力威脅在其次，輕重緩急的選擇，使得當時對于東南海岸線上的敵對勢力，只采取防守政策，這便是朱元璋禁海的根本原因。

因此，朱元璋“片板不許入海”的禁海令只是防止與不愿歸順的“逆賊”相通相濟，是一種臨時性的軍事政策。捎帶影響到海洋貿易，也只是暫時性地只進不出，外國來華貿易沒有受到多大影響。朱元璋在位時期，朝貢貿易已經開始，但有來無往。朱元璋派大將徐達北伐，并鎮守北京，其糧草和物資大多依靠海運，可見海上航運也未受禁海令的影響。朱元璋之后，明朝沒有馬上解除禁海令，主要是因為其后代尊崇祖制的觀念。但這一尊崇祖制的延續，基本上是形式主義。當人們說永樂皇帝朱棣派鄭和大規模出使西洋屬于違反祖制的時候，其實已經說明了朱元璋的禁海令很快就形同虛設。

明朝的海洋政策分為前后兩段，前面一個階段從明朝開國到西元1500年前后。在這一階段中，明朝海洋政策的重要體現就是鄭和下西洋。對于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意義，至今還處于眾說紛紜的狀態。其中一種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目的是尋找逃亡的建文帝。此說基本上屬于無稽之談，即便可以找到一點依據，最多只是永樂皇帝為了“違反祖制”、違背禁海令尋找的表面借口而已。我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就是貿易。而且，與永樂皇帝在其他方面表現出來的雄才大略一樣，他在海洋貿易上，也顯示出空前絕后的雄心。雖然最后的結果并不如他所愿，但這是理解鄭和下西洋真正目的的關鍵。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說得簡單點，就是朝貢貿易;說得準確點，就是明朝政府試圖壟斷海洋貿易。朝貢貿易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它是政治手段和經濟手段的混合體。在西北內陸邊疆地區，朝貢貿易的政治含義往往超過經濟目的，但并不絕對。為了西北內陸邊疆的安定，朝貢貿易大多屬于賠錢生意，有時候還會“賠人”(和親)。中國歷史上在很長時間里，東南沿海對于中央政府基本上不具威脅，因此，東南沿海的海洋貿易與朝貢貿易，長期都是賺錢的生意，并且成為中央政府的主要財源之一。南宋偏居一隅，能夠與北方長期對抗，海洋貿易的收入是其主要的支撐。元朝時期，福建泉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港，海洋貿易的收入，是元朝的重要財源。

由此，我們就能理解永樂皇帝派遣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它不僅僅只是人們常說的炫耀武力，彰顯國威，永樂皇帝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傻。他的真實目的是想把海洋貿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掌握在朝廷手中。要說明這個問題，需要簡單介紹一下明朝以前的朝代在海洋貿易上的方式。明朝以前，以宋元為代表，朝貢貿易只是海洋貿易的一部分，整個海洋貿易大致屬于中央政府朝貢貿易為首，其它私人海洋貿易為輔的局面。例如，元朝的海洋貿易，有官府和私商之分。官府的海洋貿易，既有朝貢貿易，也有“交聘”。簡單區分一下，朝貢貿易是宗主國與藩屬國的關系，“交聘”是較為平等的遣使通好，比較類似現代的外交關系。這兩種關系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而且，每一次“朝貢”或“交聘”都會大大帶動商貿流通。這在今天的現代社會也一樣。如今，兩個國家元首會見，除了政治內容外，往往都會附帶簽署經貿合作協議，或者直接簽訂大宗經貿合同。因此，朝貢和交聘不能只簡單看其直接經濟效益。除此之外，元朝政府還會直接派人到海外從事貿易活動。元朝的海洋貿易除了官府外，還有私商。元朝曾經短暫地禁止過私商從事海洋貿易，但時間不長。私商包括權貴、官僚、長期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以及普通民間商人。

了解了明朝以前的海洋貿易，就可以知道永樂皇帝派遣鄭和下西洋的真實目的，他是想以朝貢貿易取代其他一切形式的海洋貿易，耀武揚威只是想壟斷所有海洋貿易的手段。當時的東南海洋沒有任何政治威脅，海洋貿易的巨大利益，使得雄心勃勃的永樂皇帝想獨占好處。永樂皇帝公開違背祖制，大規模開拓海洋，又不解除禁海令，某種程度上就是想實現對海洋貿易的壟斷。如今我們可以認為這種由政府壟斷的貿易行為不能成為貿易活動的常態，但是，永樂皇帝之后100多年，歐洲出現的航海與貿易活動，大多都是君主壟斷的貿易。以西班牙為例，哥倫布航海時，西班牙國王就是大股東。因此，鄭和的隨行人員鞏珍在其《西洋番國志》一書中提到“經濟大海”，就是鄭和下西洋的真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