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是中國人，一提及大唐，少有不為唐時的繁榮、強大及其璀璨之文化而驕傲的。不同于宋時經濟、文化發達卻武力孱弱，唐朝卻是文治、武功皆備。文宗皇帝之時，曾向全國發出了一道罕見的詔書，將李白的詩歌、張旭的草書、裴旻的劍舞御封為大唐“三絕”。此“三絕”者，雖各不相同，然究其本質，亦有相通之處，皆具有大唐文化精神之鮮明特征。

大唐之所以為大唐，更是因為其獨具恢弘、豪放且鮮活的文化氣質。唐太宗李世民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貞觀政要》中說道：“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正是他的這種兼容并蓄的執政理念，使得唐時的開放精神與包容精神，是歷朝歷代皆難企及的。因此，唐時的文化精神，也是博大而渾厚的，且因為西域文明的注入，又帶著幾分狂放不羈之表現。

到了開元、天寶年間，大唐的文化藝術發展更是到了登峰造極之水平，涌現出一大批驚才絕艷之輩，而“三絕”者，亦皆是出現于此時。“三絕”者，詩仙李白之名最是響亮，不管在其生前還是身后，皆是響徹寰宇，無人不曉;而草圣張旭，雖在書法界自創一派，有開山祖師之地位，但民間除了書法藝術愛好者，所知者甚少;至于武圣裴旻，史書記載猶少，故知者更是寥寥。不過，有意思的是，此三人者，竟然頗有交集，倘以李白為主線的話，可以發現，他不僅與張旭是資深酒友關系，且與裴旻是師徒關系，少年時曾從其學劍。

李白，是千余年來唯一被稱為“仙”的詩人，若說唐詩代表著中國詩文化的巔峰水平，那么，李白即是此巔峰上的第一人。他一生作詩九百余篇，其詩豪放、大氣、開闊，藝術手法夸張而又充滿獨特的想象力，往往有出神入化之感，故賀知章稱其為“謫仙人”，杜甫則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之評價。他“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且“劍術自通達”，可謂文武全才。李白少年起便仗劍遠游，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因胸懷“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之志，故一心尋求建功立業之機會。但直到四十歲，其詩文亦早已名滿天下，卻依然是一介布衣，猶是屢行干謁之舉，所以他嘆道：“我有吳越曲，無人知此音。”

四十二歲時，李白才因為賀知章之推薦，得以被玄宗皇帝賞識，且詔封翰林院。初始，李白有一種如愿以償之快意，躊躇滿志的他，甚是有股“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之豪情。但可惜的是，其時玄宗已不復早期執政之清明了，縱李白滿腹經綸，然帝王心不在此，又待呼奈何！再加上“白玉棲青蠅，君臣忽行路”，玄宗因受讒言影響，對他也日漸疏遠，所以他最終落得個賜金放還之凄涼下場。一腔熱血化為烏有，這個打擊不可謂不沉重，所以他后來才有“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之悲嘆。

政治上失意如此，李白就于酒中尋求心靈解脫與快意，更以“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之句，聊以自慰。因為，即便悲憤，李白也絕作不出唉聲嘆氣之狀。他在《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中開篇第一句即是“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表明他對以往的一種放逐態度，好也罷，壞也罷，總之不必再執意于過去的得失了。就算“人生在世不稱意”，我也依然心存“明朝散發弄扁舟”之樂觀。這就是李白的偉大之處，縱內心煎熬如斯，他也依然無改其豁達、豪邁之本色，是以其詩能夠“悲而不頹、哀而不怨”。

同樣的文字，同樣的寫法，也只有李白，才能寫出如此磅礴大氣，而又令人蕩氣回腸之感覺。看他的《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前者是對自然景觀之描寫，壯瀾的黃河與大海，唯在李白的筆下，才能讓我們知道，原來還可以更壯瀾如斯。后者卻是抒發“人生苦短”之情，在大時空的背景下，青春至年老竟是“朝”與“暮”的轉變。所以，當詩人再發出“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之感嘆時，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

“心愛名山游，身隨名山遠”的李白，不但具有遺世獨立的道教精神，亦具有豪俠之氣，就像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所言：“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所以，仗義疏財如李白者，仕途追求是高尚的、遠大的，渴望建功亦非貪戀一己之榮華富貴，而是因為他篤信“大丈夫有四方之志”，且他骨子里流淌著先祖李廣之血液。故他在《贈張相鎬二首》中寫道：“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苦戰竟不侯，富年頗惆悵。”

在長安期間，李白、賀知章等八人經常一起飲酒，杜甫戲稱他們為“飲中八仙”且為此作詩一首，草圣張旭，亦在其中。在這首《飲中八仙歌》中，杜甫對李白和張旭的描寫皆十分傳神，甚至成為他們日后的一種身份符號。“李白斗酒詩百篇”之句即出于此，后面“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更將李白醉后狂放不羈的姿態刻畫得栩栩如生。而“張旭三杯草圣傳，……揮毫落紙如云煙”，不僅為草圣之名直接定位，且展現出張旭醉后揮毫之灑脫、自如。不得不說，也唯有以杜甫之境界，才能深諳詩仙與草圣的精神氣質，這是屬于絕世“高手”之間的默契與友誼。

張旭，亦是才華橫溢、灑脫不羈之人，其個性頗為獨特。他嗜飲如命，常于大醉后提筆落墨，一揮而就，抑或呼叫狂走，然后落筆成書。據傳，他甚至有過醉后以頭發蘸墨書寫之經歷，故又有“張顛”之雅稱。他的書法，始化于張芝、二王一路，以草書成就最高。他書法功力深厚，字字有法，但又能夠自成一家，創造出瀟灑飄逸、變幻莫測的狂草。他的字深受世人所喜愛，若是偶得片紙只字，都如獲至寶，世襲珍藏。

據史載，顏真卿曾兩度辭官向張旭請教筆法，詩僧懷素亦是繼承張旭之狂草筆法。唐韓愈在《送高閑上人序》中贊之：“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后世。”

裴旻其人，有劍圣之稱。據《獨異志》載，其“擲劍入云，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漫引手執鞘承之，劍透空而入，觀者千百人，無不涼驚栗”。又據傳，畫家吳道子因見裴旻劍舞，“出沒神怪既畢，乃揮毫益進”。

唐時劍舞之風盛行，公孫大娘即是以善舞劍器聞名天下。她于民間獻藝時，觀看者可謂人潮似海。草圣張旭曾自言，觀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而得書法之神。公孫大娘的劍舞之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裴將軍滿堂勢”，即根據裴旻將軍獨到的舞劍技藝改編而成。杜甫曾大為贊嘆：“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可見其劍舞之精妙無雙。

公孫大娘是民間藝人，裴旻則不然，其苦練劍術是為了沙場建功，而非獻藝于人前。也因此，他的劍術尋常人難得一見，然他不動劍則已，一動劍則有“驚天地，泣鬼神”之勢，見之者必然終身難忘，故世間始有“劍圣”之盛名流傳開來。

“三絕”中李白和張旭都是狂放不羈之性格，裴旻我們雖知之甚少，但能夠使出那般凌厲風流，且令人如癡如醉之劍舞的人，亦應為灑脫、豪放之人。不得不說，這跟彼時大唐之文化精神是有關系的，因大唐文化是有容乃大的，大唐的文人武士，縱不能在廟堂得意，也可在江湖中揚名。故所謂“三絕”者，亦是一種絕世風流，以及豪放精神之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