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建交聯合公報》，從1979年1月1日起兩國正式建交，至今已經有30年了。這是兩國關系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

兩國領導人的決策過程

卡特總統于1976年入主白宮。上任伊始他對中美關系正常化并不著急，沒有擺上議事日程。當時我們分管對美工作的人內心都希望美國新政府能有所行動，卡特派來的駐華大使伍德科克抵京后就表示，他將致力于推動兩國關系正常化。后來我們逐漸看出，卡特政府分為兩派：一派以萬斯國務卿為首，主張把對蘇關系放在首位，對華關系從屬對蘇關系;另一派以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為首，主張聯華制蘇，認為盡早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對美國有利。卡特上任第一年，基本上接受萬斯的主張，熱衷于同蘇聯進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卡特列出15條需加處理的重要事項，中美關系不在其內。卡特猶豫不決的原因有幾個方面：一是怕刺激蘇聯，影響蘇美關系;二是擔心引起國內反華親臺勢力的反對;三是他向國會提出的巴拿馬運河條約尚待批準，不愿分散精力;四是與上述三項有關的內部兩派爭論，尚無定論。

一年多后，情況發生了變化，美蘇會談僵持不下，雙方矛盾加劇。1978年4月巴拿馬運河條約在國會通過，卡特不再有后顧之憂，在對華政策上逐漸向布熱津斯基一派靠攏。在上述背景下，卡特于1978年4月決定派布熱津斯基訪華，表明他要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意圖。

中方一向積極推動兩國關系正常化，但對美方立場還不很摸底，因此做了兩手準備。鄧小平5月21日在同布熱津斯基會談時，對方幾次說“卡特總統已下了決心”，鄧小平仍說，只要美國真正下了決心，問題就容易解決。1978年7月，中美互派代表在北京談判建交。

美方談判代表是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大使，中方代表是黃華外長。1978年7月5日雙方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了首次會談。

雙方談判的策略

美方的第一個策略是：嚴格保密，不得泄露。過去遇到如此重要的談判，美方總要從國內派人來，主持會談或坐鎮會談，但我們發現美方這次除伍德科克大使外，主要助手是芮效儉副主任和翻譯等，清一色的聯絡處官員。事實上，會談安排在北京舉行，就是為了躲過人們的耳目。在華盛頓也只有卡特、萬斯、布熱津斯基等組成的五人決策小組知道。事后芮效儉曾對我說，美國有人責難卡特為何不及時通報國會，其實“秘密外交”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如果當時國會參與進來，建交協議將完全告吹，中美關系就得改寫。

第二，先易后難，逐步推進。美方深知，最難的問題是售臺武器，如果一開始就談此事，會談將立即陷入僵局。因此美方提出四項議程：正常化之后美國在臺灣存在的性質;正常化時美方的聲明;正常化之后美臺間的商務關系;兩國關系正常化的聯合公報的格式。上述議程中，頭三項較易達成協議，美臺關系的性質只能是非官方的;關于美方聲明，鄧小平已告美方“可以各說各的”，美臺商務關系也非難事。這樣進行下去，美方以為較易取得進展。

為此，美方還提出了要保持三個渠道接觸，以保證會談氣氛。布熱津斯基這一時期三天兩頭找聯絡處代主任韓敘交換對國際問題看法，強調對蘇強硬政策，以取得中方好感。同時，對于中美間需交涉的麻煩事，全由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找韓敘解決，使伍德科克和黃華免受此類事的干擾，專心進行建交談判。

中方從美方上述做法中，看出美方確有談判誠意，但是否在關鍵問題上讓步，還難以斷定。因此，對美方注重保密和排除干擾的方針沒有異議，但對其不肯一下子把底牌全部亮出的做法不以為然。中方的對策是可根據你的議程談，但在原則問題上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使對方無隙可乘，在策略上則掌握斗爭的時機與分寸，有一定靈活性。具體來說，既然美方要“先易后難”，每次只談一個問題，中方則強調要美方同意中方三個條件(廢除美蔣“共同防御條約”，與臺灣當局斷交并全部撤走美國在臺駐軍和設施)和停止向臺灣出售武器等基本立場，不逐項回答美方議程中的問題，先讓美方把底牌亮出，再作全面判斷和答復。

由于雙方的不同策略，會談進展甚慢。伍德科克也不贊成拖下去，但無法扭轉美方決定，只能根據白宮發來的指示念稿子。這期間還出現了伍德科克“做了手腳”的故事。實際上伍德科克在公開講話中就主張停止向臺灣出售武器，這在美國歷任大使中是絕無僅有的事，已超出了白宮的“授權”。

早在開始談判前，伍德科克于1978年2月回國述職時，就在全美汽車工人工會年會上發表講話，明確說：“美國過去的對華政策，是建立在臺北政府代表全中國的虛幻的基礎上的。在中國內戰發生30

年之后，美國仍然這樣做，這是繼續參與中國內戰。在尼克松總統打開這扇大門后，已有67個國家走進這扇大門，實際上所有美國盟國都已走進這扇大門。”

他大聲疾呼，希望“美國政府能找到足夠的勇氣來采取這一明顯的步驟”。他的講話成了當晚電視廣播的熱聞，事后他受到萬斯國務卿的批評，被迫公開表態說，這次講話只代表他個人看法。

在另一場合，他曾向卡特說，鑒于中國作為主權獨立國家，不可能同意宣布不對臺灣使用武力，因此他建議不對中方提這一過分要求，在會談中可不提售臺武器問題，其用意顯然是想避開這個難題，以促進建交進程。

中美達成建交協議

到了1978年9月19日，卡特總統開始感到拖不下去，要加快談判速度。他向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表示，雙方需要抓住時機，加快進度。10月30日，布熱津斯基對柴澤民作了進一步解釋。他說，按照美國國內政治現實，中美關系要取得決定性進展，當年12月前后是一個特殊機遇，否則國會明年初開會，先討論美蘇核條約等問題，中美關系將被推到1979年秋后，時機不當，可能會出現困難。鄧小平看到這一電報后，于11月2日作出指示：“看來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們也要抓住這個時機，同美國關系正常化要加快，從經濟意義上說也要加快。”

我們這些參加談判的人早已感到談判進展太慢，見到鄧小平指示后如釋重負，立即根據領導要求修改對美談判方針，把先摸清美方底牌改為“從促進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發展和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加

速我國實現現代化目標出發，早日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對我方是有利的……應在堅持我方原則立場的前提下，爭取談判取得圓滿結果”。這一報告很快上報中央獲得批準。我方據此精神向美方提交了建交公報草案。

這時，我們私下都在議論能否提高談判級別，以解決外交部向中央請示匯報的周轉時間問題。正巧伍德科克要求會見鄧小平，外交部立即建議接受其請求。12月13日，鄧小平會見伍德科克，直接與他就建交聯合公報方案交換意見。美方提出了修改過的草案，基本滿足了中方要求，鄧小平當場拍板同意。14日，雙方又確定鄧小平將應邀訪美(1979年1月末)。在關鍵時刻，鄧小平親自參與談判，使中美建交談判在數日內一錘定音。1978年12月16日聯合公報發表，大大超出各方預計，使反對者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