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標志著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的開始。而在發動這場戰爭之前，日本已經花了70年的時間在中國各地搜集情報。”日前，在由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主辦、上海大學中國史高原學科承辦的“情報戰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上，近代日本諜報史研究專家許金生指出，明治維新以后，近代日本對華諜報活動極其猖獗，不僅組織嚴密、計劃周全，且參與的主體形態眾多。除了軍人，還有身份隱匿或半隱匿的留學生、商人、醫生、船員等。這些諜報主體組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了龐大而嚴密的實施系統。

假裝賣燒餅，刺探長江兵要地志

許金生 告訴記者，與中國一衣帶水，為日本派遣大量間諜來華提供了極佳的地理便利。然而，這樣的行為畢竟違反國際法，偽裝成中國人便成了很好的幌子。中國地大物博，即便遇到語言障礙等問題，在北方自稱南方人，在南方自稱北方人，也能蒙混過關。以新納時亮為例，他1886年來華刺探東南沿岸兵要地理。為掩人耳目，他化名邦山順，扮成賣燒餅的，調查沿海和長江兵要地志長達5年，著有《支那沿岸紀要》二卷，為日后吉田增次郎(1912年任海軍省中國諜報科長)完成《中國沿岸紀要全卷》奠定了基礎。

據史料記載，當時清政府給予英國人內河航行權，卻不允于日本人。因此，日本人想要了解長江流域的航道，基本依賴英國人的航道圖，但這不能滿足日本海軍對外擴張的特殊需要，為了收集更多資料，及時增加和更新相關信息，日本海軍省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包括了間諜活動。今井兼昌是最早受命調查長江的日本專業人員之一。為了完成任務，1888年今井假扮日本船員住進上海聯合海員宿舍，通過長江水手考試取得合格證后，在來往于長江的英國商船上當了約一年水手，利用此身份詳細測量航道，研究十八灘的所在，回國后提交了《揚子江水路圖》。

盜測的軍事地圖，縫在衣服夾層中

許 金生透露，近代以來，日軍為獲得中國軍事地理情報，不斷派員來華進行諜報活動，并設立“土地調查班”盜測中國兵要地圖，為全面侵華鋪平道路。據統計，1913年至1925年間，除了西北、西南地區外，中國的大部分地區都遭到日軍的盜測。根據日本軍方遺留的原始檔案，對于“土地調查班”的測量員，日本參謀本部要求他們均使用化名、扮成商販活動。測量員在中國一般呆半年，如需與總部聯系可寫信。為了防止寄件過程中泄密，日軍還制定了一套暗語，例如稱參謀本部為本店，陸地測量部為代理店，組長為主任，組員為店員，中國士兵為批發商，既成圖為訂單，地圖為賬簿，測量地為經商地，銷售額代表了已測量的平方里數量……

許金生發現，參謀本部每年一次制定的年度盜測計劃和訓示中，都有秘密行動的具體要求和暗號表。參謀本部還要求各測量組長提交實施過程報告，內容包括如何對付中國警察，如何因地制宜盜測，如何隱藏盜測成果等等。1925年，中國軍隊抓獲了化裝成中國人在湖北盜測的“土地調查班”村上鶴造，從他身上搜出的30張地圖竟被縫在他的衣服夾層中。

“日本在中國的諜報活動，絕對不是由幾個傳奇人物、在某一段時間簡單完成的。在這70年中，有組織、有計劃的不為人知的‘普通’活動才是日軍諜報活動的核心構成部分。”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徐有威告訴記者，研究過去，是為了以史為鑒。對于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抗日戰爭史研究而言，情報戰的研究蘊含著大量豐富的歷史信息，有待學術界深入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