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鴻逵臨終獻國寶

馬鴻逵從南京回來后，派人到北京找永增號軍服店的李云祥帶兩個古董商到泰安，名為定做軍服，實為給寶物估價。古董商給這兩件寶物估價數萬元銀洋，馬鴻逵微笑著說：“這東西不敢說價值連城，但也是無價之寶！你估得太低了。”古董商連忙解釋說：“總指揮說得對，這東西的估價本來也難說，遇上愛家，再貴點也可以。不過，按目前來說，只有外國人才買得起，在國內恐難出手。”馬鴻逵說：“我不過是請你們來估個價，并不是要賣。”

1933年3月10日，《北京晨報》以“泰山發現唐開元玉簡”為題報道了此事。據說是抄錄玉簡原文的參謀，在馬鴻逵由河南赴寧夏任主席時離開了馬的部隊，才敢向報社透露了這個消息。

馬鴻逵一次到北京，《大公報》記者專訪馬鴻逵，動員他將寶物獻給國家。馬鴻逵矢口否認有得寶之事，說此事純系謠傳。不久，天津一家報紙則稱：馬鴻逵以數百萬元將國寶賣給了美國人。馬鴻逵諱莫如深，對各種訛傳也從不做辯解，別人無法問津，寶物的真實去向便無人知道了，再次出土的兩件國寶的下落成了不解之謎。

1949年馬鴻逵逃往臺灣，后又喬居美國。1970年1月6日，馬鴻逵病歿于美國洛杉磯私邸。馬鴻逵彌留之際，念念不忘葉落歸根，向家人叮囑兩件大事：一是他死后一定要將尸體埋在中國的土地上;二是讓劉慕俠將1930年在泰山挖到的唐玄宗和宋真宗兩代皇帝封禪泰山的玉簡護送回國，獻給中國的文物保護單位，并一再叮囑說：“寶物一定不能落在蔣家人的手中，一定要獻給國家。只要把寶物獻給國家，國家不會看著馬家的后人凍餓而死的。”1971年，馬鴻逵遺孀劉慕俠遵馬鴻逵遺囑，將當年泰山挖到的國寶獻給了臺灣文物保護單位。美國洛杉磯銀行保險庫將寶物移交到臺北，陳列于臺灣故宮博物院。國寶之謎終于大白天下。

原來，馬鴻逵挖到的國寶并沒有賣給美國人，而是交給劉慕俠密存。除馬鴻逵和劉慕俠外，再無任何人知道。1952年馬鴻逵夫婦赴美就醫，將此寶存入洛杉磯銀行的保險柜中。

稀世珍寶唐玉簡和宋玉簡

唐玉簡為粉白色大理石，共15簡，每簡長29.2-29.8厘米，寬3厘米，厚1厘米。在玉簡的上下兩端各橫穿一孔，用金鏤串連。5簡為一排，折疊3排放入銅質金匱中。

玉簡放置的金匱(銅匱)，外層還有一層雕琢精致的鑲嵌白玉匱。白玉匱四周由6塊方玉組成，中央浮雕蟠龍紋，四周有梯形鑲嵌塊。每塊玉近角處都有一圓孔，為鉚釘眼。頂蓋由2塊方形玉組成，中央也雕蟠龍紋，四周也鑲嵌梯形塊，近角處也有孔。白玉匱四周及頂蓋的梯形鑲嵌塊上都鐫刻有雙鳳紋。鉚釘均為金釘。

宋玉簡為白玉，共16簡，每簡長29.5-29.8厘米，寬2.08厘米，厚0.7-0.75厘米，簡的上下同樣各橫穿一孔，連以金繩。4簡為一排，折疊4排放在白玉匱中。同唐玉簡一樣，宋玉簡也是放置在內“金”外玉的兩層盒中，式樣、花紋均大同小異。

歷史的車輪轉到了1990年7月。中國考古學者李繼生教授陪同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管東貴為首的“赴大陸考察團”游覽泰山時，與其暢談泰山文化豐富悠久的情況。當李教授說到蒿里山挖出的寶物去向不明時，該團團員、臺灣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副研究員鄧淑萍女士立即回答：“國寶并未遺失，馬鴻逵也未賣給美國人，現保存在臺灣故宮博物院，不僅有唐玉簡，還有宋玉簡。”李教授聽了欣喜若狂，要求鄧女士回臺后務必將有關資料寄來。一個月后，鄧女士果然將其資料寄給了李繼生先生，有唐、宋玉簡的照片和《中華雕刻史》等資料。李教授依據資料撰寫了《唐、宋泰山封禪玉簡疑案真相》一文，刊載于《泰山文史資料》第三輯中。寶物的去向才漸為世人所知。

封禪祭奠。

修建紀念碑挖出國寶

馬鴻逵是民國時期的寧夏地方軍閥，馬敦厚是馬鴻逵的長子，馬家駒則是馬敦厚的三子、馬鴻逵的孫子。現存于臺灣故宮博物院的這組唐宋玉簡，則是馬鴻逵的15路軍當年駐防泰山時偶然得到的。

1930年，馬鴻逵率其部15路軍參與了中原大戰。在攻打泰安的戰役中，馬鴻逵部為蔣介石立了功。之后15路軍駐防泰安，為了炫耀功績，馬鴻逵決定在泰安城西南的蒿里山修建“第十五路軍討逆陣亡將士紀念碑”和“烈士祠”。

蒿里山在泰山之南，本名亭禪山，又名社首山，為死人之葬地，是歷代帝王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筑壇祭地的地方。凡于蒿里山降禪(祭地)，都要在降禪壇內埋封祭地玉簡。唐、宋祭地玉冊在宋太宗和明太祖時均被發現，因是“通天地神靈之信物”，故又埋于原處。

因蒿里山有這樣的歷史溯源，所以馬鴻逵。就把修建紀念碑和“烈士祠”的地址，選在了原閻王殿神廟和文峰塔的廢墟上。無巧不成書，沒想到就在這次施工中，恰是這兩組唐、宋祭地玉簡再次出土。

馬鴻逵責令總部副官馬如龍負責施工，特意調特務團負責拆除神廟殘基，清理平整地基。有一天，該團手槍營三連的工兵清理墟址條石時，從條石下挖出一塊碾盤大小的石板，上面還釘有8個七八寸長的鐵把子(掛石，即用來掛住石頭便于抬起的把柄)。石板下面3尺多深處有一個一尺見方的石匣。打開一看，內裝金線串連的玉簡。與此同時，在另一處又挖出一個長約一尺二寸，寬約八九寸的銅匣(即金匱)，內有玉條、玉印等。在場的人誰也看不懂，不知是啥東西。團長陳有福遂令三連長陳柱柱帶10多名士兵，將這些寶物原樣包扎好抬到總部，交給參謀長羅震。羅震是個有學問的人，看了以后知道是唐、宋封禪玉簡，便讓身邊的一個參謀把玉簡上的文字抄錄下來，又給正在南京開會的馬鴻逵發了電報。馬鴻逵接電報后，驚喜萬狀，急令隨行的秘書長馮延鑄擬稿復電，令羅震“密存勿宣”，待他回來后處理。

1992年1月29日《團結報》第四版刊載甘肅榆中縣政協委員馬家駒去臺灣探望家父馬敦厚歸來寫的文章，談到了他在臺灣故宮博物院親眼看到了他爺爺在泰安修“烈士塔”“烈士祠”時，挖得的稀世國寶唐宋玉簡。幾年前，中央電視臺10頻道《國寶檔案》欄目也播出了介紹國寶唐、宋玉簡的專題節目。那么，這組稀世國寶的來龍去脈又是怎么回事呢？說起來，這件事和國民時期主政寧夏17年的寧夏省主席馬鴻逵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