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這項運動最光榮的時刻，這是構建為人熟知的‘乒乓外交’的最初步驟。”美國外交關系協會會員、記者、作家尼古拉斯·格里芬(NicholasGriffin)在自己的新書《乒乓外交：那個改變世界的游戲背后秘史》(以下簡稱《乒乓外交》)中這樣評價中美“乒乓外交”。《乒乓外交》一書的主線是乒乓運動的發展及其“政治屬性”，從英國寫到日本、從蘇聯寫到中國，特別是中美兩國在冷戰期間“小球推動大球”的那段歷史軼事和外交突破成為全球的高潮。在格里芬看來，40多年前“乒乓外交”不可否認地在打破中美關系堅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很少有人了解中國人在1971年為“乒乓外交”做了多么精心的準備。這本書剛一出版，就引起了西方媒體的關注。

“日本乒乓外交啟發了中國”

在格里芬看來，20世紀初乒乓球逐漸成為一項“沒落的運動”，但隨后在國際乒聯的主持下漸漸變得火熱，終于在70年代成為中美兩國緩和關系、進而實現關系正常化的工具，這一切都是精妙的“外交設計”。

1971年，日本名古屋乒乓球世界錦標賽期間，美國運動員格倫·科恩意外登上了中國乒乓球隊的大巴。這名球員以個性強著稱，蓄長發、反戴棒球帽，一身嬉皮士打扮突然現身讓車上的中國球員面面相覷。

這時，坐在后排的世界冠軍莊則棟在短暫的“冷場”后走上前來，在翻譯的幫助下與科恩交談，并從包里掏出繡有黃山風景的杭州織錦作為禮物送給科恩。

當大巴抵達目的地，在前排交談的科恩和莊則棟攜手下車，正巧撞上媒體的“長槍短炮”。這次“遭遇”開啟了隨后中美乒乓球隊互訪，成為美國時任總統理查德·尼克松來中國“破冰”之前，中美之間震撼世界的一次“親密接觸”。

《乒乓外交》的作者格里芬說：“乒乓球比賽或許是最不可能被采用的溝通方式，但它卻至關重要，緩和了緊張局勢，爭取兩國各自民眾，而且為尼克松、毛澤東和周恩來從中操作創造了大量喘息的空間……不到一個月，大部分美國人就對中國加入聯合國表示支持。”

他認為，中國早就看到乒乓球有“外交屬性”，那次“邂逅”源于精心策劃。

在《乒乓外交》一書中，作者認定，中國大力發展乒乓球運動，一方面是受到國際乒聯主席艾弗·蒙塔古的推動，另一方面則是受到鄰國日本“乒乓外交”成果的影響。

日本乒乓球運動員荻村伊智朗20世紀50年代前往英國倫敦比賽，一開始因為來自二戰戰敗國而被觀眾喝倒彩，但乒乓球運動“常見而無害”的特質讓歐洲人很快接受了荻村伊智朗，也因此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日本的看法，“讓那些依舊認為日本的國民運動是觀賞櫻花和切腹自殺的人大吃一驚”。

格里芬說，中國政府對荻村伊智朗“進行過仔細的研究”，也因此把乒乓球作為一種外交工具，在名古屋世錦賽之前就做出過精心的安排，莊則棟與科恩的邂逅是“必然中的偶然”。

《乒乓外交》一書把乒乓球的發展視作蒙塔古的“功勞”，稱這位國際乒乓球聯合會創始人曾在20世紀50年代到中國推廣乒乓球，用自己“共產主義者”的身份，以及乒乓球在亞洲國家政治中“性價比高”的說辭，引起中國領導人對乒乓球運動的重視。

“中美關系建筑師”

作為一名暢銷書作家，格里芬特別了解如何調動讀者的興趣，他已經出版的幾本書題材涉及甚廣，并沒有專門關注中國或體育外交。他在書中試圖從偏向“政治謀劃”的角度詮釋乒乓外交，這樣的寫法的確“抓眼球”，但未必是“良史”。不過，格里芬對于“乒乓外交”的生動描述引發人們對那段歷史的思考。

除格里芬外，不少西方作家和國際關系學者都曾經出版著作，對這段歷史津津樂道。

美國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前任主席亞歷山大·艾克斯坦曾說，正是由于“乒乓外交”，中美關系能夠以緩慢而又穩健的方式開展。而內華達大學政治學教授伊東真弓把“乒乓外交”稱作中美關系中不應被遺忘的“建筑師”。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在自傳《白宮歲月》中回憶這段外交史上的著名“橋段”。他認定，中美兩國運動員“邂逅”名古屋以及隨后中方邀請美國隊員前往北京訪問，都是中國時任總理周恩來一手安排的。、

而《人民日報》資深記者錢江1987年出版的《“乒乓外交”始末》披露，周恩來總理在名古屋世錦賽前曾與外交部和國家體委工作人員會面，告誡他們“乒乓球隊是代表國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賽中也就要接觸許多國家代表隊，其中也會包括美國隊……作為一個團體，我們總是要同他們接觸的”。

在比賽過程中，雖然不會主動與美國隊員打招呼，中國代表團成員并沒有拒絕美方人員的寒暄和交流。特別是美國代表團團長格蘭姆·史丁赫文向中方傳達了一個消息：美國代表團愿意訪華比賽。

在這樣的背景下，莊則棟和科恩的接觸顯得十分正常。事實上，根據毛澤東主席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看到相關新聞后，毛主席稱贊了莊則棟，并親自拍板邀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在結束世錦賽后訪問中國。

體育與外交的“不解緣”

“乒乓外交”體現了體育和外交、政治之間的聯系。《乒乓外交》作者格里芬在接受日本媒體《外交學者》專訪時說，只要經過精心的準備，體育仍然能夠發揮外交功能，成為一種政治“平衡器”。

體育具備“政治屬性”。出生于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社會學家詹姆斯1963年在回憶錄《出界(跨越界限)》早已分析過體育與政治的關系。他用自身經歷為基礎，關注板球在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政治生活中如何協助英國殖民統治，又是如何影響西印度群島去殖民化進程。

這種影響也體現在如今政府的機構設置中。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各種復雜機構中，教育與文化事務辦公室的職責之一就是推動體育外交。這一機構通過向世界其他國家派遣“體育大使”、給予他國運動員或青少年體育項目獎金等方式，系統化地推動美國的海外形象和外交能效，“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從這個意義上看，“乒乓外交”不僅為中美兩國建交鋪平了道路，同時也在全球外交領域梳理了一種通過民間外交、公共外交改善國與國關系的方式。

如今，借格里芬新書《乒乓外交》回顧那段經典的外交案例，中美雙方親歷者的勇氣仍舊令人欽佩，這種成功的外交模式也讓人思考當代民間、公共外交的推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