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告訴你，在古代當官，做到三品大員，卻會窮的叮當響，工資還不夠全家的開銷用度，你一定會覺得荒謬可笑吧。但在明朝，這可是真事兒。明代的官員，常常“哭窮”，說自己的俸祿，“可謂至薄”。就連清修《明史》的編纂者，都替明朝官員抱不平，說“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但在我們大家的印象里，明朝官員中，錦衣玉食者并不少，且貪官一個接一個，怎么看也不像沒錢的樣子。那么，明朝官員的工資到底是多還是少呢？

洪武二十九年，明太祖朱元璋規定了官員的工資水平：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七十四石;正二品，六十一石;從二品，四十八石;正三品，三十五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一十六石;從五品，一十四石;正六品，一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從七品，七石;正八品，六石五斗;從八品，六石;正九品，五石五斗;從九品五石。這個規定，用糧食作為俸祿的計量單位，除了糧食以外，也按照品級給官員發一定數量的紙幣——“大明通行寶鈔”，但只是一種補充而已。一直到明朝滅亡，數值都基本不變。

其實，如果真按照朱元璋規定的這個標準來計算，明朝官員的俸祿，并不比前代低多少。即便是縣官，每月領取七石大米，也是足夠開銷的。但是這種情況并沒有持續多久，到了永樂年間，雖然紙面上的俸祿沒變，但官員們的實際工資卻大大減少了，原因很簡單：大明朝已經拿不出那么多糧食發工資了！所以，只好通過“折色”(把糧食折算成同等價格的寶鈔)這種手段，來發放俸祿。

為什么國家突然沒糧食了？主要還是因為遷都。本來明朝的首都是南京，緊靠著江南魚米之鄉，國家的賦稅重地，糧食充足，自然可以發俸祿。但是遷到北京之后，大批人馬都跟著去了。北方生產不出那么多糧食，只好靠大運河的漕運，從南方往北京運糧食。長途運輸，損耗不小，這么珍貴的糧食，用來供給京師人口的口糧，已是捉襟見肘，又哪有富余，去給官員發工資呢？

于是，自明成祖朱棣開始，明朝皇帝們想了許多餿主意，用別的方法來彌補俸祿的虧空。

在這方面，明朝皇帝是真的不走尋常路。比如說永樂年間，“春夏折鈔，秋冬則蘇木、胡椒”。竟然把蘇木、胡椒之類的香料當作工資發給官員了！蘇木胡椒自然是西洋番國進貢的，后來鄭和下西洋，又帶了一大堆回來。可是這些玩意，既不能吃，又賣不出去，官員們拿在手里，都是面面相覷，猜測一下，后來官員們群起反對“下西洋”，是不是也是因為被“香料抵工資”給氣到了呢？

至于把鈔票折算成大明通行寶鈔，更是件坑爹的事兒。因為紙幣在明朝貶值的一塌糊涂。弘治年間，一貫(一千錢)寶鈔，“僅直銀三厘、錢二文”;到了萬歷年間，即使是數百貫寶鈔，也“不值數十文錢”了。你要是拿著寶鈔去店鋪里買東西，人家一定把你當神經病趕出來，這鈔票，老百姓根本不承認！

所以，雖然官員名義上還是拿那么多工資，真正領到手、能花的部分卻越來越少。天順年間的內閣首輔李賢就說，自己的俸祿領到手之后，“日用之資不過十日”，一個月的俸祿，只夠十天的開支。所以，如果要在明朝當個老老實實的官，那日子過的肯定相當清苦。

有多清苦？海瑞的例子太極端了，我們就以弘治、正德年間的內閣閣老李東陽為案例吧。

李東陽最后做到內閣首輔，太子太師，可謂尊榮到極點了。而且，他的三個兒子都少年夭折，家中人丁單薄，養家負擔很小。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清節不渝”，不貪財，只靠工資吃飯的李閣老，他的生活條件是怎樣的呢？——“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也就是說，他完全沒有積蓄，完全是靠別人求詩文時給的潤筆費，才能勉強度日。等他去世的時候，已經窮的“不能治喪”，全靠門生和老同事湊錢，才辦成了葬禮。(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這就是一個官居一品的大員，全靠死工資過日子的結局。

由于“鈔法大壞”，貶值嚴重，所以，官員實際上的年收入，只能算“米”和“銀”兩項了，應該說，這確實是個很低的工資水平。

不過沒關系，灰色收入的渠道還是很多的嘛。因為國家對官員優待很多，比如免除徭役、免除稅收等等。有了這種優待條件，加上手中的權力，無數官員紛紛兼并百姓產業，搖身一變，成了不用交稅的大地主。如嘉靖朝內閣首輔徐階，就是當時江南最大的地主，家族田產二十多萬畝，“產業之多，令人駭異”。加上其他行賄索賄、人情往來，在明朝想做個生活滋潤的官僚，其實也容易得很。至于那紙面上的“低收入”，除了少數真心廉潔守法的官員，又有誰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