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夢得的《避暑錄話》中記載，趙匡胤在立國之初，“密鐫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來室，謂之誓碑”。每當新皇繼位，便須“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獨一小黃門不識字者從，余皆遠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這個碑誓內(nèi)容，除了趙宋的列位皇帝得知外，沒有任何人可以看到。一直到靖康之變時，金兵攻占開封，碑誓內(nèi)容才泄露出來：“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內(nèi)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不得不說，能以碑刻這種不可磨滅的方式，讓自己的子孫后代作出不得殺前朝皇室后裔以及士大夫和言事者的誓言承諾，千百年來，也唯有宋太祖這一位皇帝了。這位器識宏遠的帝王不但有大魄力、大胸懷和大手段，而且開明、仁慈、包容。事實上，兩宋歷史上，諸位皇帝算是比較聽話的，這塊誓碑所起到的約束作用確是不可估量。在宋朝皇帝以極大的胸襟包容和支持下，許多不管在為官還是為文都有著杰出成就的著名人物，才得以在歷史的舞臺上演繹出一個個精彩紛呈的故事。

我們經(jīng)常戲稱山西人為老西兒，究其淵源，卻是出自于對寇準的愛戴和懷念。就是這個寇老西兒，膽子可謂極大。《宋史·列傳》里記載：“(寇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好了，直言上諫不算，皇帝生氣了，還敢拉住衣角不讓走。也算是他運氣好，太宗皇帝事后不但沒有責怪他，反而拿他與魏征并論。但對他甘冒天子之怒，也要“挽衣留諫”的行為，要換成一個脾氣不好的皇帝，估計早就毫不留情了。

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個被謚號為“仁”的皇帝，就是北宋的趙禎。他在位整整四十二年，他的知人善任、善于納諫，在歷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歷史上公正廉明、鐵面無私的包青天，就是出于仁宗一朝。包拯這個人，要是接受時下所謂的情商測試，估計能及格就不錯了。據(jù)相關記載，這位包大人在人情世故方面很是欠缺，在當時也沒什么朋友，跟皇帝講話也是一點情面也不講。他在擔任監(jiān)察御史和諫官期間，屢屢犯顏直諫。有一次，深受仁宗寵愛的張貴妃，想為其伯父張堯佐謀一要職。皇帝剛下詔令，包拯就開始不依不饒地上諫，皇帝不愿意聽，他“傻”勁兒一上來，言辭激烈之下，居然將唾沫星子都噴到仁宗的臉上。但仁宗皇帝卻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邊苦著臉，還能繼續(xù)接受他的建議。這反映出這位帝王的度量之大，非常人能比。經(jīng)此一事，包拯的政治生命不但沒有結束，日后還能落得個千古傳誦的美名，這某種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仁宗的寬仁和成全了。

宋仁宗皇帝去世時，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號，舉國哀痛。訃告送到遼國后，“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時為遼國君主的遼道宗耶律洪基更是悲痛不已，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并且，為寄托深切之哀思，他竟在其遼國境內(nèi)設了仁宗的衣冠冢，此后，遼國歷代皇帝皆“奉其御容如祖宗”。不得不說，仁宗皇帝的仁政魅力已是炳照千古。

宋朝的神宗皇帝，后世又有人戲謔他為大宋歷代皇帝中的“一代憤青”，但不可否認的是，除了太祖、太宗兄弟倆外，在大宋歷代繼統(tǒng)的皇帝中，他算是比較有理想有魄力的一位皇帝。正因為抱著勵精圖治、銳意改革的巨大決心，他才能在重重阻力之下，毅然決然地重用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但就是這樣一位有膽識有干勁的皇帝，也時常屈服于保守派的勢力，在朝堂上屢屢被文彥博等一批老臣為難，怒極卻又無可奈何。有一次，他想殺一失職的臣子，卻遭到大臣蔡確和章惇的強烈反對，蔡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開始破例”。神宗一聽也覺得有道理，若為殺一人擔負這么大的惡名就不值得了，但輕饒了他又覺得不甘心。于是，神宗沉吟半晌，說：“那就刺面配遠惡處吧。”這時，章惇卻說：“如此，不若殺之。”神宗問：“何故？”章惇說：“士可殺，不可辱。”神宗聲色俱厲說：“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氣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類似的事情，王安石也遇到過，但不一樣的是，王安石的立場有所不同。眾所周知，變法正是王安石倡導的，但在變法運動中，因遇到了保守派的重重阻礙和打擊，一度陷入僵局。有一次變法派召開內(nèi)部會議，幾位干將就建議“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如有必要，可用霹靂手段”。王安石的長子王雱亦附和道：“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但王安石卻臉色大變：“兒誤矣！太祖遺訓，不殺士人，若開此例，則朝堂成刑場矣！”斷然否決了這個提議。

在宋朝三百二十年的統(tǒng)治期間，正是因為歷代皇帝謹守“不殺文人士大夫和言事者”的國策，才給文人積極參政議政創(chuàng)造了一種難得的寬松氛圍和良好環(huán)境，亦保證了政治上的相對清明。既沒有宦官外戚專權、后妃干政和地方割據(jù)，也沒有爆發(fā)過大規(guī)模的兵變、民亂，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這種情況下，宋朝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皆空前繁榮，科技也得到了迅速發(fā)展。

據(jù)《宋史》記載，宋朝的年賦稅收入一度達到近16000萬貫文。美國學者羅茲·墨菲在《亞洲史》中說道：“在許多方面，宋朝在中國都是個最令人激動的時代，它統(tǒng)轄著一個前所未見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和文化繁盛期……從很多方面來看，宋朝算得上一個政治清明、繁榮和創(chuàng)新的黃金時代。”

雖然，朝代的更迭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屢見不鮮，甚至已成為一種客觀的歷史規(guī)律，但是，蒙古鐵蹄之下宋朝慘遭覆滅，已成為千百年來人們最為意難平的一件事情了。如陳寅恪先生所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與趙宋之世。”開明、包容、民主的大宋朝，承載著千載文人的理想和夢想，唯其如此璀璨和美好，才更加令人向往、不舍、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