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戰國、暴秦直至秦末戰爭和楚漢戰爭，中國經過其間連續近600年的戰亂、毀壞、凋敝及暴政，處于構建一個統一、安寧、繁榮和長壽的新帝國的極重大歷史關頭。其時，有一項最重大的要素，決定初生的華夏漢帝國對匈奴帝國的戰略和外交：與匈奴相比，漢的戰爭實力顯著羸弱。從高祖到武帝在位初期的約70年里，漢帝國大致實行“外交防御”——主要依靠外交的防御，它一言以蔽之就是“朝貢和平”：漢帝國向匈奴帝國朝貢，以便不遭到強大兇猛的匈奴帝國的大規模武力入侵和破壞。無疑，在廣義的戰略形態和精神氣質上，“外交防御”和“朝貢和平”是“孫子”式的。但從事后來看，這也可以被稱作歷史性大反攻之前“韜光養晦”式的漫長前奏，因為隨之而來的是武帝發動一次次大規模遠程打擊，以至最終決戰決勝，擊毀作為大帝國的匈奴，永久結束它對漢帝國乃至華夏的近乎致命的威脅。

整個這番史事有個千年背景，那就是近700年里華夏在匈奴面前總的戰爭力量劣勢，還有同樣長久的世紀性斗爭。匈奴有其在史籍上被含混地稱呼或寬泛地界定的祖先和親族：《史記》所說的山戎、獫狁、葷粥，商人所說的鬼方、混夷、獯鬻，周人所說的獫狁，春秋時的戎、狄，戰國時的胡等等;也有史學家將鬼戎、義渠、燕京、余無、樓煩、大荔等史籍中所見的異民族統稱為匈奴，其起源問題至今未能解決。經過多世紀的聯盟、分解、征服融合和發展等等，到戰國時代后期，匈奴已成為一個巨大的多血緣多語言的游牧部族聯盟。可以說，至少從“華夏盟友”襄助西夷犬戎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而西周滅亡開始，匈奴與華夏族諸侯國或帝國進行了長達七個世紀的、以暴力摩擦和大規模沖突為首要特征的斗爭。七個世紀里，這文明沖突和政治爭斗從未真正決勝，游牧蠻夷大體上占有優越的戰略或軍事位勢，農耕華夏則有過寥寥數次可稱輝煌的戰略性反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214~215年，蒙恬率軍30萬大規模遠征，從匈奴收復河套地區，以至如《過秦論》所言：“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多少令人驚異，景帝時期的朝貢和平是一段“漫長的和平”：歷時約15年，“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接下來約15年的過渡時期，對至少長達約600余年的廣義匈奴與華夏民族之間的斗爭而言，亦對蒙恬遠征開始華夏帝國與匈奴帝國之間的“漢匈百年戰爭”而言，皆是一個歷史性根本轉折時期。漢武帝于公元前141年繼位，隨即完全延續朝貢和平;可是七年過后(公元前133年)，軍臣單于在內應配合、鯨吞邊邑的誘惑下發十萬騎兵大舉入侵。武帝隨即部署三十余萬大軍，意欲進行一場奇襲式的大規模伏擊戰;然而，單于“識破漢兵謀”率軍撤往塞外，“以故漢兵無所得”。自此，“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總共歷時近70年的朝貢和平終告破裂。

漢武帝的根本特質不是外交家，而是“戰爭霸王”。對天然容易接受“孫子”式戰略和儒家政治文化的農耕華夏來說，當時擁有這么一位在其史上罕見的戰爭霸王是歷史之幸，因為他將發動大反攻，去擊破農耕華夏多個世紀的一大(甚或首要)致命威脅——喜戰善戰的廣義匈奴和強大兇猛的匈奴帝國，盡管他在完成偉業之后的后續政治長期是窮兵黷武、橫征暴斂、奢侈荒唐和妄生內亂，以致民不聊生、國庫空虛、國家混亂。

公元前127年，武帝發動漠南之戰，派遣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將領之一、“戰神”衛青以大規模遠距攻伐的方式，打退入侵邊地的匈奴大軍，“取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元前124年，匈奴右賢王數次侵擾朔方，武帝遣衛青統帥幾路大軍凡十余萬人擊之，大勝。公元前121年，武帝發動河西之戰，中國歷史上另一位偉大將領霍去病兩次率騎兵大軍遠征打擊匈奴，又大勝。公元前119年，武帝發動漠北之戰——中國史上最長距最輝煌的大規模殲滅式遠征，令衛青﹑霍去病各帶五萬騎兵分道擊破匈奴，后者深入兩千余里，斬敵七萬余人，直至狼居胥山(約今蒙古烏蘭巴托附近)。是后匈奴遠徙，“漠南無王庭。”強大兇猛并幾度致命地威脅漢帝國的匈奴帝國被完全擊垮。

自此，直至12世紀初至13世紀后期，女真族金帝國和成吉思汗蒙古帝國先后向南大舉征戰、殺戮劫掠為止，華夏民族從未再度遭受來自中華國度以外的游牧族強權的致命威脅。盡管十六國、南北朝時中國經歷了漫長和廣泛的族裔屠殺、血腥征服、人口劇減和社會凋零及野蠻化，但開啟這過程的主要不是中華國度以外的游牧族強權，而是匈奴帝國被擊垮、匈奴族及其“同盟”大內亂之后的所謂“南匈奴”(與遠徙中亞乃至更西的“北匈奴”相對)。他們依附漢帝國并且部分地漢化，逐漸移入華北河套與其以南地區，與中國愈益嚴重的政治分裂和內戰相伴相隨而“大亂中華”。可以說，無論是富有“孫子”式戰略意味的朝貢外交，還是武帝的完全非“孫子”式的大規模直接反攻，都在它們各自的時代里保護了華夏民族的國家與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