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戰幾個月后，以“促進統一”、“擁護中央”立下蓋世奇功的張學良對結盟大哥蔣介石可謂言聽計從。

這時，日軍對東北虎視眈眈，威逼日盛，而蔣介石則因馮玉祥等地方軍閥威脅的解除開始全力對付南方的中共紅軍，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

張學良之父張作霖即為日本人策劃炸死，身負國恨家仇的他原本打算對日實行強硬政策，向蔣介石提出“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但蔣介石未予批準，而是主張對日談判。

據《顧維鈞回憶錄》記載：“委員長原已發現他的處境非常困難，早在沈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特別是少帥(張學良)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采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

受到蔣介石對日消極態度影響，深知中央政府絕不會出一兵一卒相助的張學良錯誤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導致“九一八事變”與東北全境淪陷日本之手，張學良與退入關內的數十萬東北軍只能多年遙居華北遠望故鄉。

1933年3月，華北地區的承德失守，熱河抗戰失敗，張學良替蔣介石頂過而引咎辭職，出國考察。

一年后，回國后的張學良被任命為豫鄂皖三省剿總副司令、西北剿總副司令并代行總司令等職，開始與中共紅軍作戰，卻屢戰屢敗，而蔣介石對他的軍隊損失一無補充，明顯有借刀殺人，消除非嫡系部隊的動機。

張學良的思想隨即發生重大轉變，多次苦苦進諫，向蔣介石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均遭到拒絕，兩人從親密無間的盟兄弟發展到見面即爭吵。

1936年12月12日，在苦諫蔣介石不能向游行示威學生開槍再度遭到痛斥的張學良，盛怒之下進行“兵諫”，與西北軍將領楊虎城一道活捉了前來西安督戰的蔣介石及其隨員，是為“西安事變”，一時舉世震驚。

蔣介石叱咤軍政界多年，第一次身陷囹圄，命懸一線，生死決定在張學良一念之間，他即便貴為一國元首，擁兵百萬也是徒喚奈何，但張學良的本意并非殺掉多少人希圖除之而后快的蔣介石，而僅僅是逼迫其抗日。

他對部下說，好像燈泡，暫時把它關一下或給擦一擦為了讓它更亮。這樣做，蔣介石就更亮了。他還說，自己跟蔣先生兩個沒有別的沖突，就是沖突兩句話，就是他要“安內攘外”，而蔣介石是要“攘外安內”。

不久，在中共參與的多方勢力協商下，張學良決定釋放蔣介石，甚至在蔣介石沒有簽署任何字據，東北軍、西北軍的老部下和中共一方又極力反對的情形下突然親自送蔣介石返回南京，他解釋說，因為已經把泥菩薩(蔣介石)扳倒，只好再把他扶起來。

他希望以此來表示西安事變自己沒有私人利益在里面，也沒有想過與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因為自己大權在握，富貴在手，什么都不要，所以蔣介石也能原諒他。

多年后的1990年，他依然回憶說：“我過去說過多次，我是一個軍人，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我去南京是為了請罪，請罪包括把我槍決，臨走我把家都交給了我的一名學生，他是一個軍長，父親就教導我，做軍人后我就真是隨時預備死，不過后來我對內戰非常厭惡。”

有驚無險的蔣介石從鬼門關走了一遭，安全回到了南京，此番受驚，雖然罪魁是張學良，但保證其安然無恙、體面歸來的也是張學良，可以說，張學良對他又有莫大的再造之恩。

設想一下，在講究成王敗寇的軍政界，張學良不是心慈手軟顧及盟兄弟之間的個人情誼，而是毫不猶豫將蔣介石處死，不僅可以改寫中國的歷史，一遂國民黨黨內外眾多人對蔣恨之入骨的心愿，他即便不能代之而起成為元首，幾十年專制一方而善終的人生結局是可以想見的。

正因為張學良對自己有三大如山之恩，蔣介石盡管一回南京便將張學良扣留丟進監獄，但與對待其他政敵不同，最終僅僅將其圈禁一生，留下了他一條孤寂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