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后，蔣介石集團雖然被迫抗戰(zhàn)，但卻缺乏信心和決心，起初，蔣介石幻想依靠國際解決;繼而期求英、美干涉;后又寄希望于九國公約簽字國布魯塞爾會議的調(diào)停，因此，他一面應(yīng)付抗戰(zhàn)，一面企圖同日本妥協(xié)，他說：“我們的態(tài)度只是應(yīng)戰(zhàn)，而不是求戰(zhàn)，應(yīng)戰(zhàn)是應(yīng)付最后關(guān)頭必不得已的辦法。”還說：“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蘆事的解決。”

所以，當?shù)聡v華大使陶德曼出面調(diào)停時，蔣是欣然同意的，如前面所述，當陶德曼向蔣介石遞交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時，蔣認為除個別條款外，其余不算太苛，愿意以此作為“和談”的基礎(chǔ)，可是，當日寇攻陷南京以后，要價陡然升高，這超出了蔣介石集團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日本的誘降自然難以成功了。

蔣介石曾說過：“我們并不是不能和日本談和平;不過日本的要求到現(xiàn)在為止，是沒有止境的，我們最初以為日本只想得到滿洲，后來又說要華北，將來也許要上海，要廣東的，要是日本只要求滿洲，要求華北，在我的責(zé)任上是可以與日本相提攜的;不過，日本的要求到現(xiàn)在為止，并沒有限度。”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蔣介石集團考慮到正式承認偽滿會招致國際上的“誤解”，影響借款，在國內(nèi)也會失去“國民的信賴”，因此，只愿意“默認”。

宋子文曾明確表示：如果日本不想幫助國民政府保全面子，那么起碼也要做到“不使我們失去面子”。

孔祥熙說得更徹底：中國人一貫把長城以北看成“末開化的”地區(qū)，對于那里存在外國勢力范圍并不特別關(guān)懷，只要默認這個既成事實就行了，為什么非要正式承認不可呢？

關(guān)于“賠款”問題，孔祥熙則要求日本放寬條件，因為中國在戰(zhàn)爭中已經(jīng)遭受了巨大損失，無法償付戰(zhàn)爭“賠款”，否則將引起動亂，根本無“和平”而言。

由于日寇在“承認偽滿”和“戰(zhàn)爭賠款”兩條上不作讓步，蔣介石集團承受苛刻條件的能力有限，所以日蔣之間的討價還價一直沒有結(jié)果。

日寇誘降條件超出了蔣介石集團承受限度，更在于日本要讓蔣介石辭職，日寇對抗戰(zhàn)初期國民黨的容共抗日政策非常惱火，因此，“把蔣介石看作敵人”，日本五大臣會議曾作出決定：日本如接受中國政府的投降，必須以蔣介石辭職為條件。

在日寇和蔣介石集團談判時，日外務(wù)大臣宇垣提出：如果中國想在滿洲和賠款的問題上獲得日本讓步的話，最好的辦法是叫蔣介石下臺，這個方案自然遭到了蔣介石集團的嚴詞拒絕，后來，孔祥熙派他的心腹樊光到上海對今井武夫說：“要求蔣介石下野的日本政府方針是錯誤的，而且，在中國的目前情況下，使蔣介石下野這件事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

歷史事實清楚地說明，只要日本條件不超過蔣介石集團所能承受的“度”，蔣介石集團是愿意妥協(xi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