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學大家陳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訂清輯本，其設想見于其1936年所作而身后發表的《以冊府校薛史計畫》(收入《陳垣史學論文集》第二集，中華書局1981)一文，認為應先編制四種目錄，然后據四種目錄將二書互相比讀，注出有無，進而逐字校讎，寫定文本。這一計劃，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于這些比讀，他發表了研究《舊五代史》的一系列重要論文。1959年，陳垣為中華書局影印明本《冊府元龜》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設想：“乾隆中四庫館輯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冊府》輯出，乃以《冊府》習見，外間多有，《永樂大典》孤本，為內府所藏，遂標榜采用《大典》，而《冊府》只可為輔?！笨赡苁亲餍蚨貏e強調其重要的一種說法，實施情況不明。

中華書局校點本《舊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時期進行的。最初由陳垣承擔，后因高層干預，改由復旦大學中文、歷史兩系部分教師承擔。作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體例是整理舊本而不是另輯新本，因此，校點本對清輯本系統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會校，可以說是清輯本的集成，但沒有突破這個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學者對此本《出版說明》中“輯本因避諱而改動的文字，除影響文義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責疑，雖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當時的整理規范。

現存古籍中，引有《舊五代史》者有《永樂大典》、《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新五代史注》、《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注》、《容齋隨筆》、《廣卓異記》、《通歷》、《類要》、《方輿勝覽》、《錦繡萬花谷》、《職官分紀》、《折獄龜鑒》、《古今姓氏書辯證》、《玉?！?、《能改齋漫錄》、《大事記續編》、《天中記》等三十多種書。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書，只是因為疏忽而未及檢用，有一些不太易見，如《類要》僅有鈔本流傳，《通歷》后經阮元奏進，《古今姓氏書辨證》則剛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這些著作引錄《舊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標明引錄該書，取資較易，有些則未有說明，如《通歷》，但只要將其有關五代史文與清輯本《舊五代史》作一比讀，不難發現這部分全部據后者節寫而成。當然，輯錄《舊五代史》的主要依憑，或者說保存五代文獻的兩大淵藪，還是《永樂大典》和《冊府元龜》。

因為收進二十四史的《舊五代史》畢竟還是“輯本”，有些紀傳零落不全，十二篇志中序言僅及其半，后世史家對此深以為憾，總期望有全貌的《舊五代史》從民間再現。本世紀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說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舊五代史》，后又傳說藏在上海，但經輾轉查詢，至今猶未問世。今輯本《舊五代史》經諸家研究考實，發現乾隆時從《永樂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學家陳垣曾專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卷，依次用《冊府元龜》對比了乾隆輯本凡一百九十四條，總結出清朝史官增刪挖補的十類，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們在研究和引用《舊五代史》時，是應當有所鑒別的。

歷時二十年艱苦嚴謹的治學，復旦學者陳尚君完成了700萬字巨著《全唐文補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這兩部書于復旦大學百年校慶之際，先后由中華書局和復旦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這是中國文史研究領域的又一重大收獲。

《舊五代史新輯會證》是二十四史之一的《舊五代史》的最新輯本。抗戰以前，史學大師陳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訂此書的設想，近二十年間，海峽兩岸也有許多學者作此倡議，但因所涉文獻極其浩博繁雜，此項工作始終沒有完成。陳尚君教授從1994年始，歷時11年，輯成此書。全書320萬字，內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訂，據不完全統計，共重新輯錄紀、傳、志53篇，新增列傳60篇，刪去清人誤收者9篇，增補逸文數萬字，改動、補訂、刪除、乙正史文近萬處，適當調整了原書的編次，同時附錄了該書據以編修的五代實錄的遺文達100多萬字。提供了這部正史的相對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后的一個新文本，對五代時期的紛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提供了五代實錄為主的大量第一手歷史文獻，揭示了該書編撰時所依據和刪除文獻的基本面貌，開創了正史注本的一種新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