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堂師友手札菁華》一書是晚清著名學者、詞人譚獻的師友書信集。我一看到“復堂”，就感到親切，并有“久違了”之感。《復堂詞話》是我初學詩詞時熟讀論著之一。五六十年前，它與周濟的《介存齋論詞雜著》、馮煦的《蒿庵詞話》合在一起，納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譚獻的學術視野很開闊，在經學、史學、諸子、校勘諸方面均有涉獵，而且有所發現。譚獻一生功名僅至舉人，數次會試都未能踏入進士的門檻，后來通過“納貲”(通俗地說就是買官，但這是朝廷明碼標價出賣的，并非私下買賣的)做了幾任縣一級的官員。其官位不高，但交際卻很廣泛，與他往來的雖然沒有什么高官顯宦，但碩儒名流確實不少。這與譚獻的生活環境(江浙一帶宋代以來就是文人淵藪)以及他的謙卑好學、為人隨和有關。因此才有那么多名士與之書信往來，積存下大量的“手札”。

所謂“手札”，就是親筆書信。清代科舉注重書法，有意進取的文人都要花大量時間與精力練習書法，留下的手跡大多楚楚可觀。把朋友之間往來的書信保存下來，裝成冊頁隨時翻看，既憶及友情，又欣賞書法。前輩耆宿黃炎培先生的書信手跡極為秀美，聽說毛主席晚年常常躺在床上翻閱黃先生的早年信札。

“手札”是座寶庫，不同的讀者從中會有不同的發現。愛好書法的讀者可以一見清代士人不是為了應付科舉只會寫“方大圓光”臺閣體的字，書信中大多是行書或行草，不少如行云流水，美不勝收，讀之令人心曠神怡。對于經學、儒學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看到譚獻在這些方面的思考。從往來的書信中可以感覺到晚清今文學派的興起、流傳、繁榮是與西學東漸有關的。西學之來不是沖垮了儒學，而是啟發了儒學在社會大變動時期再度興起。關心世情民風的讀者從中也許會有新的發現。例如，前面說到的“納貲”就是“買官”，但這與讀者熟悉的買官不是一回事，那是當時文士的一條出路。讀書做官是古代通例，有些讀書人有了一定的功名，如進了學，成了秀才，或再高一些成為貢生，甚至中舉，有了這些功名一般還當不上官，如果再中了進士才能名正言順地做官。但考中進士談何容易？三年一科，每科中進士者一二百人，平均每年不到一百人。全國的讀書人按照這個比例來算，每年出仕者一個省只有幾個人。許多讀書人一輩子一事無成。

另外，晚清國家多事，戰亂頻仍，打仗需要錢，而清代年收入不過三四千萬兩銀子，第一次鴉片戰爭如果包括《南京條約》賠款就花了二千多萬兩，清代祖制又是“永不加賦”，這些錢到哪里去找？無非是開源節流，而開源中就有一條是“納貲”為官(名聲好聽，不是賣，而是對于為朝廷做貢獻者的回報)，朝廷劃出一些官職可以賣給一些特定的人。這遂成為一些讀書人的出路。

譚獻是“納貲”為官的，名臣張蔭桓也是，龔自珍因為書法不好，久考不中，也“納貲”為內閣中書(后來又中進士了)。晚清的士人做官又多了兩條路，即“納貲”與“從軍”。社會對于“納貲”者并不歧視。“手札”中第一封信就是當時浙江巡撫楊昌濬的，同治十三年久考不中的譚獻已經四十三歲，決意“納貲”為官，可是錢不夠，作為頂頭長官的楊昌濬(湖南人，功名僅至秀才，追隨曾國藩等從軍立功而為高官)從旁聽說譚獻經濟困難，便送來二百兩銀子和這封信。信中稱他為“仲修仁弟大人足下”，告訴他官場擁堵，人情險惡，不能憑性情做官行事，臨行以“智圓行方，膽大心小”八字為贈。他的老師杭州知府薛時雨是安徽人，譚獻也是到安徽做縣官，也在信中告訴他，安徽遠不及杭州繁華，特別是經戰亂之后，日常很枯寂，了無生趣，但東西便宜，要他安于寂寞，認真做事，不要在“出處”(出仕與退隱)再兜圈子了，盼望他把這一任官好好當完。我們從這些書信勸誡與勉勵中可見當時的社會風氣，“納貲”為官已經成為士人出仕的正當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