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火誕生的那刻起，福禍便相伴而生。所以，如何管理好火也成為一門古老的學科。眼下，秋冬時節，天干物燥，是火隱患的高發季節。近來，全國各地時有大小火情發生，高壓水槍、云梯、消防車等現代化消防器材各顯神通。在科技并不發達的古代社會，火是怎么被約束的呢？

黃帝時，已經有掌管火事的部門。《史記》說，黃帝在安排國計民生時，明確提出要有節制地用火，還設置了專門管理用火安全的官員，叫“火政”。

商朝，有幾座糧倉被燒，火勢不小，出土的甲骨文中有記載，這也是文字出現后最早有關火災的紀錄。商朝看到火的厲害，制定了火規，對遺棄在道路上的灰燼復燃后釀成火災的，要處以斷手的刑罰。

周朝規定，仲春二月，宮廷中掌管用火的官員要在城中用木槌敲大鈴，提醒大家防火。這也是更夫喊火燭的由來——每到冬天，時近黃昏，街上就會傳來一陣陣“寒冬臘月，火燭小心，水缸滿滿，灶倉清清”的呼喊聲。周朝禁火期大多吃冷食，不讓做飯。春耕了，老百姓不能餓肚子干活，所以禁火期前就得備好足夠的干糧。

春秋戰國時，管仲說管理好“火”是關系到國家貧富的大事之一，并提出了修定火憲的意見。那時舉行儀式的人，需用左手舉火把，以減少明火亂動的危險。右手捧碗隨時接灰燼，以防殘火落地亂濺。舉火人要坐屋角，因為屋角不是活動的中心，還不準跟別人打招呼，不準講話，不準唱歌，做到專心守職。可以說，對火的管理達到了一定高度。

漢代，水火盜賊不分家，統一由武官執金吾負責。“金吾”是兩端帶鎏金的銅棒，對付難管理的社會問題是很有威懾力的。《漢書》中說，西漢長安“每街一亭”，有16個街亭;東漢洛陽24街，有24個街亭。街亭和現在的派出所差不多，街亭里有大鼓，有房間，有廣場，可以駐扎軍警，大的可容納幾千人。東漢史學家荀悅對于火情的看法是“防為上，救次之，誡為下”，“防患于未然”是從這兒來的。

唐代負責火情的組織叫“武侯鋪”，分布在城市、坊間，布置的消防兵從一二十人到上百人不等，在全城形成一個火情傳達系統。滅火工具大多是用豬、牛、羊等動物的皮編織的袋子。據說，唐以前都是用這些簡單的工具滅火。到了宋朝，火好像不那么恣意妄為了，世界上的第一支城市消防隊誕生了，組織形式很像現在的消防隊。負責地方火禁等事宜的防火官叫廂使。當時開封等地火禁很嚴格，半夜就要滅掉一切燭火。假如有的人家后半夜燒紙，必須事先告知。滅火的兵叫防隅軍，都經過嚴格訓練，專門夜間巡邏督促居民按時熄滅油燈、蠟燭等。地勢高的地方有瞭望火樓，白天黑夜不離人。一旦有火情，撲救的各支隊配合密切，有的救護、安置受傷居民;有的搶救財產;有的運水滅火，紋絲不亂。北宋仁宗時，已經有了水袋、水囊、麻搭等比較先進的滅火工具。蘇東坡在杭州任通判和太守時，升級了滅火隊員的配置工具，有棚索、斧、鋸、火籠、火背心等滅火裝備。

明朝，一些城市組建了火兵，主要是防御敵軍火攻引起的火災和防范其他火患。火兵駐扎在城中心或建筑密集、人員流動多的地方，配有水桶、藤斗、麻搭、唧筒、竹梯、斧、鋸等救火器具。皇帝的東西是不能有閃失的，盛放鑾駕儀仗等器物的倉庫除沿護城河設置外，還建造了絕對可靠的防火隔墻。防火隔墻其實是每隔7間房屋空出的一間房，無門無窗，里面都是夯實的土，厚度達5米。另外，居民的白壁青瓦馬頭墻有防火和防風雙重作用;寺廟、祠堂等建筑屋脊上怪獸嘴里吐出的曲折鐵舌頭，防雷火的，也就是避雷針。

清朝，對于火的管理更科學了。康熙、雍正、乾隆時朝，每個防火班人數不下兩百人。防火班又叫機桶處，機桶當時是十分先進的引水滅火工具。這種國產的救火器又稱“水龍”，一般放在防火班人員的宿舍里，行動時便于攜帶。在不少清宮影視劇中，有些火勢是很大的，讓人一看就發毛。比如《孝莊秘史》中有個鏡頭，火光沖天，煙霧濃濃的，要是滅火的工具不先進，沒準皇家園子就不保了。同治年間，民間自發成立了消防組織“水龍局”。清代詩人吳東發看了“水龍”表演后，寫下“數人并力動樞機，呼吸縱送在復右”的詩句，從中看出這個滅火工具不同尋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