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在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看來，這是他人生中的轉折之年，也是“所有記憶中最為刻骨銘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蔣介石忠實的擁躉，不遺余力地高調贊揚中國軍隊，呼吁美國對華援助;此后，他對蔣介石的評價變為：“這畜生……犧牲了無數個中國生命，我為此痛惜不已。”

這一年，心靈遭受重擊，導致巨大轉變的絕不止白修德一個人。這一切源于此年2月重慶《大公報》刊載的一篇報道。

1942年河南大饑荒

1942年冬，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24歲的天津小伙張高峰剛從武漢大學政治系畢業，就被《大公報》派往河南擔任戰地記者。從陜西入河南時，他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隴海路上河南災民成千成萬逃亡陜西……火車載著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樣，沿途遺棄子女者日有所聞，失足斃命，更為常事……”

到了昔日繁華的洛陽街頭，躍入張高峰眼簾的是更加悲慘的景象，到處都是“蒼老而無生氣的乞丐”。離開洛陽繼續南行，“一路上的村莊，十室九空了”，餓狗畏縮著尾巴，“在村口繞來繞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餓殍”。

河南大饑荒

在葉縣，他看到當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樹皮、一種毒性很強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臉都是浮腫的，鼻孔與眼角發黑，手腳麻痛。物價已經漲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許多人被迫賣掉自己的年輕妻子或女兒去做娼妓，而賣一口人，還換不回四斗糧食。

如果說天災帶給張高峰的是無比悲痛，讓他出離憤怒的則是隨處可見的人禍：拿著柳條抽打災民的警察、強逼納糧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蹤的賑災款項、自欺欺人的官方說辭……

于是他把此行所見所聞寫成一篇6000字的報道，發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報》。這篇報道最初的題目叫《饑餓的河南》，張高峰憤怒地指出：“災旱的河南，吃樹皮的人民，直到今天還忙著納糧！”

《大公報》報道旱情被停刊

張高峰的報道，題目被謹慎的編輯改為不溫不火的《豫災實錄》，但仍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各界引起強烈反響。

次日，社長王蕓生親自撰寫社評《看重慶，念中原！》，將矛頭直指當政者。王蕓生還引援了一條中央社發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實征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征購情形極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對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蕓生評論到：“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這前后一通訊一社評，惹得蔣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報》停刊3天。不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張高峰被國民黨豫西警備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訊。

王蕓生為此去找蔣介石秘書陳布雷詢問究竟，陳布雷告訴他：“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延緩。”

《大公報》被停刊激怒了一向為蔣介石說好話的美國記者白修德。白修德決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發生了什么。

和張高峰一樣，這兩個外國人被河南的旱災場面震呆了：無窮無盡的難民隊伍，隨時因寒冷、饑餓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尋找一切可以吞咽的東西來吃的饑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復了狼性的野狗，肆無忌憚地吞噬著死尸……

和張高峰一樣，白修德出離憤怒：這個政府非但不作為，而且變本加厲盤剝災民。軍隊征走了農民的所有糧食，倉庫里堆滿了吃空額剩余的糧食，軍官們便通過黑市倒賣這些糧食中飽私囊。教會和清廉的官員，卻要花高價從黑市上買來糧食用于賑災。當1942年秋收稅糧征齊之后，政府才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稅。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報道《等待收成》刊發在美國《時代》周刊。

災難背后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國引起了轟動，也帶給蔣介石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此時正值宋美齡在美國巡回演講、討要貸款最關鍵的時刻，這篇文章不啻一顆重磅炸彈，極有可能打碎蔣氏夫婦全盤計劃。

而另一方面，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見蔣介石。在他看來，蔣介石是被手下的層層官員蒙蔽了。后來，他見到了蔣介石，但蔣介石“臉上帶著明顯的厭煩神情聽我講述”。他告訴蔣介石災民紛紛餓死的慘狀，官員們征稅和敲詐勒索的丑行。

蔣介石一開始對此矢口否認，但當白修德拿出大量現場照片后，“總司令的腿開始輕輕抖了一下，有點神經質地抽搐”。

蔣介石問了照片的來歷，又詢問了很多官員的名字，還拿本子和毛筆記了下來，表現出要整頓這件事的決心。

20分鐘后，白修德被送出了總統官邸。但之后發生的事，讓他徹底看透了蔣介石。“的確有人受到處分彈劾甚至掉腦袋了”，比如洛陽電報局那個將白修德的文章發往美國的發報員。

蔣介石真的不知道災區的事嗎？根據時任國民政府河南省建設廳廳長張仲魯的回憶，1942年夏，河南災情初現，蔣介石便接到了軍方密報。他于第一時間趕往西安，召開緊急“前方軍糧會議”。

在會議上，蔣介石宣布：本年河南軍糧配額減為250萬石——并沒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隨即指派大員分頭出發，一面督催軍糧，一面視察災情。在張仲魯看來，他們真正的目的其實就是催繳軍糧。

就在蔣介石宣布減低河南軍糧配額后不久，糧食部長徐堪卻把250萬石改為了250萬包。一石小麥約為140多斤，一包約為200斤。張仲魯回憶說：“超額完成征收軍糧任務的河南糧政局長盧郁文，卻受到了蔣介石的記功褒獎。”

抗戰爆發以后，幾十萬軍隊駐扎在河南，軍糧、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糧均列全國之首。異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賦稅，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財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風調雨順的年頭，農民交完賦稅后也只能靠野菜雜糧勉強度日;遑論1942年全省遭災，麥收只有一兩成，秋糧完全絕收。

在蔣介石看來，河南是中日軍隊角逐的主要戰場，而非相對穩定的大后方，他隨時準備放棄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讓糧食資敵”的口號，一面將河南農民搜刮殆盡，一面隨時準備拋棄這三千萬子民。正是沿著這樣的邏輯，他才會在1938年下令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而這件事情，也是導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當局嚴密的新聞封鎖，《大公報》的停刊，張高峰的入獄，也就不足為奇了。

國民黨喪失民心

《大公報》和《時代》對于河南災情的披露，讓蔣介石陷入國際輿論壓力之下。為堵人非議，蔣介石派中央勘災大員張繼、張厲生二人前往災區視察。

根據張仲魯回憶，此二人來到河南，先召開一個小會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災、軍糧是兩件事情，災要救，但不能為救災減免軍糧;另一方面，不應對災荒夸大其詞、過分宣傳，以免影響抗戰士氣、混亂國際試聽。總之就是賦稅一個子都不能少，輿論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張告誡河南官場：諸君受黨和領袖撫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實事求是”。

“二張回去后，把縮小了的情形報告蔣介石后，蔣介石才決定撥給河南法幣1.2億的救災貸款”。即使是這點杯水車薪的錢，也被河南省政府秘書長馬國琳和省銀行行長李漢珍扣下用來做投機倒把買賣，一直拖到1943年麥快熟時才買了一批發霉的麥子發給災民，而截至彼時，河南至少已經餓死了300萬人。這個數字，被當時的河南官方統計為：1602人。

從河南回到重慶的白修德，看著重慶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內心涌起無限悲哀：“重慶誰也不相信我們，直到一年后日軍在這全部的插曲內，最后加上歷史性的一幕。”

“歷史性一幕”發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受到重創后，孤注一擲在中國發動空前規模的“一號作戰”，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歷時38天的戰斗中，日軍5萬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萬人的國軍，豫中30多個縣城被日軍占領。

湯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時，“歷史性一幕”發生了：豫西山地的農民舉著獵槍、菜刀、鐵耙，到處截擊這些散兵游勇，后來甚至整連整連的解除他們的武裝，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高射炮、無線電臺，甚至槍殺、活埋部隊官兵。5萬多國軍士兵，就這樣束手就擒。

“中原王”湯恩伯惱羞成怒，這位河南民眾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湯)之一，把中原會戰失敗的罪責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罵河南人都是賣國賊。

日軍攻克的湯恩伯部倉庫中，僅面粉便存有100萬袋，足夠20萬軍隊一年之用。為什么不分出一些來賑災呢？早在白修德還在河南時，他便提出了這個疑問。一個官員告訴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還會是中國的;但如果士兵餓死了，日本人就會占領這些土地。”

這導致了河南民眾對國民政府的唾棄。

對此，白修德說：“如果我是一個河南農民，我也會像他們在1948年所做的那樣，站在不斷獲勝的共產黨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