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泰實行的民族政策是什么政策？

簡單說是讓漢人融入鮮卑族，認同鮮卑族。

關隴本位政策。要而言之，物質上，建立府兵制，改關隴郡望，從將領鮮卑姓氏。文化上，宇文泰恢復鮮卑舊姓，如恢復皇族元氏為拓跋氏。而所將士卒也改從主將的胡姓。從形式上胡化一批的漢人，例如楊忠授普六茹氏，李虎授大野氏。通過改郡望統一姓氏，團結胡漢。

宇文泰(507—556)字黑獺，鮮卑族宇文部人，原居代郡武川(今內蒙古武川西南)。武川鎮是北魏六鎮之一。北魏末年，年輕的宇文泰被卷入到六鎮起義的洪流中。他相繼追隨鮮于修禮、葛榮，后又降附爾朱榮，從爾朱榮部將賀拔岳入關鎮壓關隴起義。賀拔岳死后，宇文泰被推舉為首領，號令關隴。

在東方高歡的逼迫下，北魏孝武帝離開洛陽，西入關中，都長安。不久，宇文泰毒死孝武帝，于535年另立北魏南陽王元寶炬為帝(魏文帝)，政由己出。這就是歷史上的西魏王朝。

對于宇文泰來說，占據關隴、建立西魏并非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在外部，兩個敵對國家東魏、蕭梁各居一方，經濟、軍事力量都勝西魏一籌。在內部，草創伊始，百業待興。如何處理與關隴漢族豪強勢力的關系？如何對待追隨自己、豪放不羈的鮮卑六鎮軍人？可以說，民族關系能否處理好，這是宇文泰事業成敗的關鍵之所在。

宇文泰比東魏的高歡要高明得多。當東魏朝野彌漫著大鮮卑主義氣氛的時候，西魏的宇文泰卻對關隴漢族地主著意拉攏，委以重任。韋孝寬、梁士彥、皇甫璠、辛慶之、韋祐、蘇綽等大批關隴豪族都在宇文泰政權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這些人當中，蘇綽與宇文泰的關系最為密切。蘇綽是當地武功人，“累世二千石”(《周書·蘇綽傳》)。他早先在宇文泰帳下任行臺郎中，但那時宇文泰與他并無深交。他真正引起宇文泰的重視是在一次去長安昆明池的游玩中。在路過長安城西漢朝倉池故地時，宇文泰問左右公卿群士有關此地的情況，竟無人能夠答對。有人建議去問蘇綽，說他“博物多通”。果然名不虛傳，蘇綽答得頭頭是道，深得宇文泰贊賞。事后，宇文泰對別人說：“蘇綽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周書·蘇綽傳》)隨即任命蘇綽為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宇文泰對蘇綽越發信任。遇到宇文泰有事出巡時，他就把事先簽署過的空白公文留給蘇綽，有需要處理的事，蘇綽就可全權代辦，宇文泰回來后，蘇綽和他打個招呼就可以了。大統十二年(546)蘇綽去世，宇文泰十分悲痛，徒步跟隨在送葬的車隊后面，親自把酒灑在地上祭蘇綽，悲傷地說：“蘇尚書平生的事跡，或許有的連他妻子兄弟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只有他理解我的心，也只有我理解他的想法。正準備與他共定天下事，不幸他竟離我而去，有什么辦法啊！”說完后，宇文泰失聲痛哭。

透過宇文泰與蘇綽的關系，可以看到當時兩族統治者基本上是和睦相處的。在共同的政治利益制約下，他們沖破民族界限，組成了地域性的政治集團——關隴統治集團。后來北周、隋、唐三代皇室均與關隴集團有密切關系。北周明帝的皇后宇文毓是柱國大將軍獨孤信的長女。獨孤信的第四女是唐高祖李淵的母親，第七女是隋文帝楊堅的皇后。楊堅的父親楊忠是西魏十二大將軍之一。李淵的祖父李虎是西魏六柱國大將軍之一。不僅皇室如此，北周、隋、唐的許多將相大臣也是出自關隴集團。這一集團在后世所起的重大作用恐怕宇文泰是始料所不及的。宇文泰的事業超出了宇文泰的時代。

漢、鮮卑上層統治者的聯盟當然不等于民族融合，但這畢竟為民族融合創造了良好的氣氛。

在蘇綽等人的參預下，宇文泰推出了一系列封建施政方針。他除了繼續推行均田制外，為了穩定封建秩序，又頒布了計帳(租賦預算數)和戶籍制度，大張旗鼓地用封建理論思想整頓吏治。他曾下達“六條詔書”，其主旨是要各級官吏先治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六條”的具體內容相當多。宇文泰要各級官吏必須能背誦“六條”，必須懂計賬，否則，不能任官。

大統年間(535—551)，宇文泰又準備改革中央官制。這一次，他打出了復古的招牌，要按照《周官》的規定來改革官制。宇文泰讓蘇綽專門負責這件事。蘇綽死后，工作又轉交給盧辯。

魏恭帝三年(556)正月，一套古色古香的官制經過長期醞釀終于開始推行。制度規定，撤銷原來的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并立的組織，仿《周禮》建立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六官之中，李弼、趙貴、于謹均為漢族人。可見，在中央最高統治層中并不排斥漢族人。除去官制改革外，在“朝儀”、“車服器用”等方面也“多依古禮”進行了一番改革(《周書·盧辯傳》)。

宇文泰托古改制是由他的特殊處境決定的。在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在漢族居住區盡管建立了封建性質的政權，但在漢族看來，這個政權仍然是非正統的。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心理狀態。十六國時，漢族人王猛與氐帥苻堅同心協力，連連擊敗對手，使前秦政權日益壯大，不論從哪方面看，前秦政權都是地道的封建政權。可是王猛臨死前仍然表現出固有的漢族社會心理狀態。他勸苻堅不要進攻東晉：“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后，愿勿以晉為圖。”(《資治通鑒》晉孝武帝寧康三年)在王猛看來，敵對的漢族東晉政權仍然是正統的、因而也是不可侵犯的政權。東魏的高歡對漢族的這種心理狀態憂心仲仲，他說：“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北齊書·杜弼傳》)宇文泰對此也不能不考慮。但他無意模仿南朝漢族政權，他要顯得比蕭衍更正統，就只能越過蕭衍到漢族遙遠的古代去尋找正統的依據。崇尚歷史、贊美三代同樣也是漢族的社會心理特征。宇文泰深知此點，所以給自己的王朝穿上了一件正統的周代的外衣。歷史不可再現，但宇文泰還是希望人們相信，宇文氏政權就是過去美好時代的復活。

也是在大統年間，宇文泰在軍隊中開始推行府兵制。他把鮮卑軍隊組成六軍。分別由六個柱國大將軍統領。六柱國大將軍是：趙貴、李虎、李弼、于謹、獨孤信、侯莫陳崇。除此之外，名義上還有兩個柱國大將軍，即宇文泰與魏宗室元欣。宇文泰總領全軍，元欣只是掛名而已，并無實權。所以實質上還是六柱國大將軍。在每個柱國大將軍之下，又分設兩個大將軍，共十二大將軍。每個大將軍之下又分設兩個開府，共二十四開府。每個開府下又分設兩個儀同，共四十八儀同。當時一個儀同大約領兵千人左右，所以整個府兵系統剛建立時共“有眾不滿五萬”(《玉海》138引《鄴侯家傳》)可以看到，在府兵將領員額配置上，貫徹的原則是以六為基數，十二、二十四、四十八均是六的整倍數。這與他在中央政權中建立六官一樣，都體現了他復古的精神(參閱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六條詔書”條)。

大統九年(543)，宇文泰在邙山之戰中被高歡打敗，兵員損失嚴重，僅僅依靠鮮卑軍事力量難以維持下去。所以，這一年宇文泰下令“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周書·文帝紀》)。大量關隴豪族地主紛紛率領自己的武裝加入到宇文泰的府兵系統中。

前面提到，在府兵系統中，名義上共有八個柱國大將軍。這與鮮卑早期“八部大人”的部落兵制相符合。宇文泰充分發揮這一點相似之處，在魏恭帝元年(554)下令：立大功的高級將領，不論是鮮卑人或是漢人都分別為鮮卑早期三十六國的繼承人，功績稍遜一籌者為鮮卑早期九十九姓的后代。各級將領不論是鮮卑人還是漢人都改姓部落時代的鮮卑舊姓。李弼改姓徒何氏、趙貴改姓乙弗氏、李虎改姓大野氏、楊忠改姓普六茹氏。在魏孝文帝改姓時未曾改動者如侯莫陳氏、獨孤氏等則一仍其舊。各將領所統帥的士兵一律以主帥姓氏為自己的姓氏。

很清楚，兵制上的鮮卑化傾向與復古、漢化的傾向是矛盾的。改革的矛盾反映了現實的矛盾。

宇文泰是靠鮮卑六鎮士兵起家的。在部落時代，當兵打仗是光榮的事情。六鎮士兵原來是“國之肺腑，寄以爪牙”(《北齊書·魏蘭根傳》)。但是，在孝文帝遷都洛陽后，隨著北魏政權的日益封建化，六鎮士兵的地位迅速下降，淪為“役同廝養”的卑賤者，喪失了仕進之路，而遷入洛陽者“各各榮顯”。在六鎮士兵看來，自身地位的下降就是由于漢化政策的實行。所以，六鎮起義雖然本質上是階級斗爭，但也具有反漢化的色彩。葛榮攻下信都后，“逐出居民，凍死者十六七”(《魏書·肅宗傳》)，“欺漢兒”的事時有發生。這是一種野蠻的、落后的民族主義情緒，但追其根源，責任應在魏孝文帝。“他的漢化措施，表面文章做得多”(周一良語)。禁鮮卑語、禁鮮卑服裝傷害了本民族的感情。北魏的滅亡與此有直接關系。宇文泰從中吸取了教訓，因此，他在封建化過程中，也適當照顧鮮卑族的民族感情。關隴地區的鮮卑族并不多，主要就是府兵中的那些將士。所以，在兵制改革中推行鮮卑化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不論將、士，都同為一姓，非血緣關系被罩上了一層氏族時代的宗法面紗，這有利于士兵身份地位的提高。“役同廝養”的矛盾起碼在心理上、感情上得到了解決。不論民族，同為一姓，又可泯滅府兵中的民族界限，有利于民族融合。雖然在表面上似乎是把相對先進的漢民族融合到相對落后的鮮卑族中，但實際上，少數族進入漢族占多數的地區，根本不可能把漢族融合在本民族中。民族融合一旦完成，只能意味著少數民族的漢化。

《周書·蘇綽傳》史臣曰：“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于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禮于鼎峙之日。”這段話言簡意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宇文泰的特點就在于他雖身處亂世卻能夠建立超一系列安邦治國的禮法之制。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然而，更為可貴的是，在制度改革中，處處都體現了宇文泰民族政策的開明與靈活。尊重漢、鮮卑兩族的民族感情而不盲目地、簡單地走極端，這正是宇文泰比魏孝文帝高明之處。

在官制改革中，宇文泰以《周官》為楷模，在兵制改革中，宇文泰又從部落時代得到了啟發。兩者都帶有復古的色彩。兩個遙遠的民族、兩個遙遠的時代似乎匯合了。宇文泰在借來的歷史舞臺上演奏了一曲民族融合的新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