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說：“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東漢的風化之美，盡皆集中在名士的身上。下面，我們來說一說東漢的名士風采。

東漢桓帝延熹年八年（公元165年），發生了 “黨錮之禍”。

禍事的的緣由是：河南有一個名叫張成的方士，素來結交宦官，他從宦官的嘴里那里得知，朝廷不日就要大赦天下犯人，于是裝模作樣地看風望氣，聲稱自己已占卜出日內就要大赦天下了。為了彰顯自己未卜先知的高明和不凡，他鼓動大家去打劫犯罪，說就算殺了人也沒事的，皇上大赦天下，很快就會獲釋的。他甚至直接命令兒子去殺個人來玩。司隸校尉李膺就是個正直的名士，聽說了此事，不由得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命人將張成的兒子逮捕歸案。可是，還來不及處理，大赦的詔書真的頒布了。

按理說，詔書已經頒布，王命不可違，就該放手此事了。可是，李膺一想到張成那無恥狡黠的嘴臉，氣就不打一處來，殺人放火，天理難容！他以一己之力向邪惡勢力挑戰，以還世道清白，宣布把張成的兒子處死。

兒子被殺，張成豈肯善罷甘休？！他迅速找到了大宦官侯覽，張讓等人，讓他們替自己出個主意。張讓就給張成支了個招，要他控告李膺結黨，“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當政的桓帝不問是非，將李膺等人關入北寺獄。除了李膺之外，還把杜密、范滂和陳寔等被劃為“黨人”的二百多人被捕下獄。

杜密，字周甫，東漢潁川陽城（今鄭州登封）人，與名士李膺齊名，時稱“李杜”，太學生譽其為“天下良輔杜周甫”。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區）人。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曾任清詔使、光祿勛主事。

冀州饑荒，盜賊群起，范滂奉命按察，他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到了冀州境，守令自知藏污，望風解印綬去。這次被捕，到了監獄，獄吏對他說：“凡是獲罪系獄的人犯，都要祭拜皋陶。”范滂正色回答說：“皋陶是古代的正直大臣，如果他知道我范滂沒有犯罪，將會代我向天帝申訴，如果我犯了罪，祭祀他又有什么裨益？”他這樣一說，其他的囚犯全都不祭祀了。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今河南許昌長葛市古橋鄉陳故村）人，曾任太丘長，故號太丘，后人稱之陳太丘。他的六個兒子都很賢德，也很有名望，尤其是長子陳紀、四子陳諶，品德難分高下，陳寔因此贊：“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陳紀字元方，陳諶字季方，成語“難兄難弟”即出于此，本意是說兄弟皆佳，無可挑剔，并駕齊驅。）陳寔和這兩個兒子并著高名，時號“三君”，又與同邑鐘皓、荀淑、韓韶等以清高有德行聞名于世，合稱為“潁川四長”。這時他只是個太學生，因為有名望，也被劃為黨人，有人勸他逃走。陳寔平靜地回答說：“我不能逃了，我逃了，大家的膽氣就不那么足了。”說完，就收拾衣物，從容上京投案。

這事件，被稱為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持續十個月，沒有黨人被處死。倒是黨人岑暖在逃亡中，殺死了漢桓帝寵愛的張美人全家二百多口泄憤。會稽郡人楊喬容儀偉麗，多次上書奏陳朝廷政事，桓帝喜愛他的才貌，打算把公主嫁給他為妻，楊喬堅決推辭。桓帝不許，楊喬閉口絕食，七日而死。

延熹十年（公元167年）6月，漢桓帝大赦，釋放了黨人，但將他們的名字造冊登記，分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終身不許再出來做官。

黨人出獄，也就分頭回鄉。范滂回汝南，路過南陽，“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

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的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件事，即一個名叫張儉的山陽（今山東鄒城）郡督郵看不慣大宦官侯覽的家屬在山陽作惡，上書以予彈劾，和大宦官侯覽結下了私仇。

過了三年，即建寧二年（公元169年)，侯覽為了報復張儉，就指使人上書誣陷張儉，說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結黨，分別立號，其本人名列“八極”，伙同其他的“八俊”、“八顧”，共同搞陰謀詭計，“圖危社稷。”從而發起了第二次黨錮之禍。

天下各州各郡動蕩不安。被通緝的張儉困迫遁走，望門投止，沿路看到有人家就去投宿。天下人家，莫不重其名行，冒著家破人亡的牽連大罪保護他、收容他。有人得到黨禍的消息，急告李膺：“禍變已至，請速逃亡！”李膺坦然說：“遇事不怕危難，有罪不避刑罰，乃忠臣氣節。我年已六十，死生由命，豈能一走了之？”不但不逃，反而自動奔赴詔獄，被拷打至死。他的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并被禁錮。

侍御史蜀郡人景毅的兒子景顧是李膺的學生，因為在名籍上沒有寫他的名字，沒有受到處罰。但他毫無僥幸之色，反而大發感慨地說：“我本來就認為李膺是一代賢才，所以才送兒子到他門下學習，豈可以因為名籍上脫漏而茍且偷安？”自己上書檢舉自己，免職回家。杜密自感免不了一死，慨然自殺。

汝南郡的督郵吳導奉命到征羌（今河南郾城）捉拿范滂。到了征羌的驛舍里，他沒有直接去捉范滂，而是關上門，抱著詔書嗚咽哭泣。驛舍的工作人員聽到哭聲，莫名其妙，不知是怎么回事。消息傳到范滂耳中，范滂大叫道：“吳督郵一定是不忍心抓我才躲起來哭泣的。”

怎么辦？

范滂不假思索，簡單收拾了一下衣物，徑直前往縣衙投案。縣令郭揖也是個正直之士，見范滂來了，大驚失色，解下印綬，打算和范滂一塊逃走。他對范滂說：“天下這么大，何處不可安身？你怎么甘心就獄？”范滂感激地對郭揖說：“范滂只有一死才能免除身邊的人不受牽連，萬萬不能連累到你，何況，我母親已經老了，我若逃走，不是連累她嗎？”郭揖沒有辦法，只好把范滂收在監獄里，派人通知范滂的老母親和他的兒子來跟范滂訣別。范母帶著孫兒來了。范滂向母親拜辭說：“我死了，弟弟同樣會孝敬您的。您不要過分傷心，就當兒子是得病身亡罷了！”周圍的人聽了，無不落淚。范母卻說：“你能和李膺、杜密齊名，死有何恨？要有好名聲，又要得高壽，天下是不會有這樣的好事的！”

范滂跪著聽母親說完，起身囑咐自己的兒子說：“我要叫你做壞事吧，可是壞事畢竟是不該做的；我要叫你做好事吧，可是我一生都沒做有壞事，卻落得這步田地。”一句話沒說完，不由得放聲大哭，揮手讓兒子扶著老太太回去。即日，范滂跟隨吳導上京，同樣被拷掠死在獄中。

像李膺、范滂這樣被殺的一共有一百多人。死了一批，又牽連出一批。他們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相繼下獄，被囚禁起來的，有六、七百人。這還遠沒有結束，不久，又太學生一千多人被拘捕。另外，凡有替這些人說話的，也一律受到了嚴懲。有一些在海內有聲望的，或者跟宦官有一點怨仇的，也都被宦官誣指為黨人，遭到逮捕，不是被殺，就是充軍，至少也是禁錮終身。

護匈奴中郎將張奐，是朝廷倚重的邊將，也以黨人自居，直接跑到監獄自首，最終被罷官回家，禁錮終生。度遼將軍皇甫規認為自己是西州的英雄豪杰，而被牽連逮捕入獄的都是天下知名的賢才，就以沒被捕入獄為恥，憤然上書說：“臣以前曾推薦過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人。另外，臣也曾被太學生張鳳等人上書所訟，是為黨人所附。快來捉我入獄吧。”不過因為他的威名太盛，此事不了了之。

郎官謝弼上奏章為黨人鳴冤，卻很快被下到獄中。永昌太守曹鸞上書要求赦免黨人，竟被曹節亂棍打死……

種種迫害，一直延續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停止。而經過這場浩劫，天下儒生幾乎被清洗一空。在第二次“黨錮之禍”中，賢能忠義進步勢力遭到徹底摧毀，宦官專權達到了歷史的頂峰。

歷史上普遍觀點認為：黨錮之禍已經嚴重損傷了東漢王朝的根本，所謂“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朝廷內清正的官員基本被殺害殆盡，宦官為所欲為，魚肉百姓，最終天怒人怨，釀成黃巾之亂，為漢朝的最終滅亡埋下伏筆。

魯迅先生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是的，李膺、范滂等黨人憂國憂民，冒死直諫，怒斥奸邪，埋頭苦干，拚命硬干，為民請命，舍身求法，堪稱中華民族的脊梁！他們雖然被打壓，被殺害，但他們不畏強暴，敢于冒死直諫，怒斥奸邪的精神卻永遠激勵著后人。

近代偉大的維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在變法敗后，寫就一首題壁詩，詩云：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詩句雄壯激越，同時也不乏對東漢名士的敬仰與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