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上海灘，在日寇鐵蹄的蹂躪下，已淪為“孤島”，這個外表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到處都充斥著背叛、綁架和暗殺。此時的關露，身份是上海灘最有名的三個女作家之一，另外兩個是丁玲與張愛玲。

關露除了創作之外，還翻譯了高爾基的《海燕》《鄧肯自傳》等許多日后廣為人知的優秀作品，而那首流露著健康豁達情懷的《春天里》，更為她贏得了社會底層人民的喜愛。那時的關露激情澎湃，面對日寇的侵略，她大聲疾呼：“寧為祖國戰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這樣的愛國詩詞曾經為她贏得了“民族之妻”的稱號。

讓人想不到的是，這樣一個受人喜愛的女作家，卻在這年年底突然銷聲匿跡。當關露再次出現在上海灘的時候，她竟然成為汪偽特務頭子家里的紅人。

是什么導致她發生那么可怕的變化呢？謎底到43年后才徹底揭開。原來，這位本名胡壽楣的女詩人已是中共秘密黨員，她接受了一個非常任務——打入“76號”，摸清汪偽政權特工頭目李士群的真實思想動態，并在適當的時候對他進行策反。這么一個艱巨的任務，為什么會選擇關露呢？關露有個妹妹叫胡繡楓。1933年，李士群被國民黨抓了以后，他的老婆葉吉卿在走投無路之下，胡繡楓接待了她，所以李士群對胡繡楓一直心存感激。基于這層關系，黨組織原準備派胡繡楓去的，但胡繡楓當時在重慶工作繁忙，于是推薦了她的姐姐關露。

1939年11月，關露的長篇小說《新舊時代》已進入了最后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里，她接到了一份中共華南局最高領導人的密電——速去香港找廖承志(廖時任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關露到達香港后的第二天，兩個客人拜訪了她。其中一個就是廖承志，另一個人則自我介紹說：我叫潘漢年。那是一次絕密的談話，直到若干年后，有的材料里才第一次提到它。潘漢年所帶來的任務，竟是命令關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

最后潘漢年是如何說服關露的，我們已無法知曉，通過史料能查到的是，潘漢年最后對關露說：“今后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你可不能辯護，要辯護，就糟了。”關露說：“我不辯護。”

回到上海后，關露便成了極司菲爾路76號汪偽特工總部的常客。李士群讓太太和關露一起逛商場、看戲、出席各種公開場合。就在有意無意間，關露投靠汪偽特務的消息傳開了。

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粉墨登場，上海的敵特空前猖獗。這激起了文藝界進步團體的抗日熱情，就在這個用人之際，左聯負責人找到了主管詩歌工作的蔣錫金。“關露還參加你們的活動嗎？”“是的。”“今后不要讓她參加了。”

此后，上海的許多關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對她側目而視，大家一談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蔣錫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關露，聊了一會兒，她跟錫金握手告別時說，“我沒去過你的家，你的家在什么地址我全忘了”。

關露嚴格地執行了黨的指示，有意疏遠了那些所剩不多的朋友。據胡繡楓透露，在此期間關露曾給她寫過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媽媽’身邊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媽媽’同意嗎。”

這里的“爸爸媽媽”就是指解放區、延安。胡繡楓說，接到關露來信后，自己立刻跟鄧穎超匯報了此事。沒多久，八路軍辦事處一個人就找到胡繡楓，隨后胡繡楓回信給關露說：“‘爸爸、媽媽’不同意你回來，你還在上海。”

忍辱負重了兩年后，關露的付出終于有了收獲。1941年，關露與李士群進行了一次有跡可尋的對話。關露說：“我妹妹來信了，說她有個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個很聰明的人，他一聽就明白了。

很快，潘漢年根據關露的判斷，在上海秘密約見了李士群。從此，日軍的清鄉、掃蕩計劃，總是提前送到新四軍手中。之后，李士群與中共的秘密聯系改由其他同志負責。關露又迎來了她新的任務。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加緊對華侵略，不僅是國土還有文化。日本軍部在華新辦了很多中文刊物，網羅了一批漢奸文人。1942年5月，日本海軍部控制下的《女聲》雜志招來了一個新的編輯，這是一個穿著時髦且面目和善的中國女人，她就是關露。

之前兩年的磨練，令關露更為成熟。之后的日子里，她行使編輯的權力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戰愛國色彩的文章，培養和發掘了大批進步的文學青年。

1943年7月，《女聲》雜志社決定派關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舉行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國的代表十幾人全要被登報，并附照片。如果經過這次的亮相，關露的“漢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

就在關露猶豫之時，潘漢年派人送給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轉交秋田教授。原來，當時在中國的日共領導人野坂參三與日本國內的日共領導人失去了聯系，希望通過秋田恢復，恰好雜志社給關露介紹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為了黨的任務，關露再一次上路了。

在日本，關露圓滿地完成了給秋田送信的任務。這次大會，日方要求中國代表都要發表廣播講話，分給關露的題目是《大東亞共榮》，關露堅決地拒絕了，她把題目換成《中日婦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關露講話的內容大致是來日本后由于語言不通，與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難，中日兩國婦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學一些對方的語言，以利于交流云云。通篇并沒有吹捧日本軍國主義的內容。

當關露回到上海后，她得到兩個消息：其一，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9月在家中神秘暴斃;其二，她出席日本大會的新聞已在國內傳開。一篇登在1943年《時事新報》上的文章寫道，“當日報企圖為共榮圈虛張聲勢，關露又榮膺了代表之儀，絕無廉恥地到敵人首都去開代表大會，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關露的“漢奸生涯”達到了頂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我黨接到密報，關露已經名列國民黨的鋤奸名單，于是立刻安排她來到了蘇北解放區。“漢奸”之名終可洗刷了嗎？

熬過了六年敵營生活，關露終于回到自己人的身邊，單純的她并不知道，自己要經受的煎熬還沒結束。初到解放區，關露認為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了，她甚至又萌發了寫作熱情。可她卻發現署名“關露”的文章都得不到發表。

此時的解放區的整風運動正進入審干階段，任何一個來自白區的人都要受到審查。沒有多久，關露成為嚴格審查的對象。抗戰勝利卻仍然要忍受誤解，作為一個女人，關露的精神已近崩潰邊緣。這時，有人給關露送來一封信，當她看到寄信人名字的時候，她整個人在一瞬間振奮了起來。

關露一直有一個戀人，他是我黨的高級干部，兩個人的感情很深厚。抗戰時期關露在敵人的營壘里始終是以漢奸文人的身份出現的，而她的戀人則以愛國分子身份在國際友人之間活動，身份的差別導致兩個人聚少離多。關露以為到了解放區，他們就可以結合了。

但，關露絕想不到，這封珍貴的來信竟然是一封絕交信。原來，關露的那個戀人當時正陪同周恩來參加重慶談判，考慮到關露當時已是一個公認的“漢奸”，所以，他就給關露寫了那封絕交信。

關露患上了精神分裂癥。過了一段時間，潘漢年等人為關露送來了證明材料，關露漸漸地康復了。可關露的厄運還沒結束。1955年，潘漢年受到錯誤對待被捕入獄，而受他的牽連，關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歲，一關就是兩年。1967年，關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歲，這一次關了8年。

1982年3月，中組部作出了《關于關露同志平反的決定》。幾個月后的一個冬日，關露在她那十多平方米的陋室里服藥自盡，時年76歲。

人們在整理關露遺物的時候發現，陪伴關露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個大塑料娃娃，而她的身邊還一直保存著一張那個愛人的照片，照片的背后有關露寫的兩句詩：“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我獨癡。”(注：關露在獄中曾留下了11首詩，其中最著名的是《秋夜》中的兩句，“換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斷頭臺”。)

1982年12月5日，關露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八寶山公墓舉行。有細心人發現，在那次追悼會上有一個并不屬于文藝界隊伍但是神情極其沉郁的老人，自始至終都未與任何人說話，他一直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