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天寶九年(750年)，名震一時的唐朝西兵主帥高仙芝，以粟特昭武諸國之一的石國(故地在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塔什干一帶)“無藩臣禮”為由，將石國國王那俱車鼻夫婦押至長安，屠戮石國老幼，洗劫石國財富。唐軍撤退途中，還襲擊了唐朝的傳統盟友突騎施(活動在今吉爾吉斯共和國楚河流域，以及伊犁河流域一帶)，俘虜其可汗，并在長安當眾殺害了他們。高仙芝大發戰爭財：“瑟瑟十馀斛，黃金五六橐駝，其馀口馬雜貨稱是，皆入其家。”

石國當絲綢之路要沖，富甲一方，也是唐朝的傳統盟友，而唐朝依靠突騎施，在中亞牽制大食(阿拉伯帝國)多年。高仙芝的倒行逆施，在中亞人民中激起了極大憤慨。石國王子躲過一劫后，西去大食搬兵，此時唐朝在中亞人心盡失，從保護者成了敵人。中亞諸國的求援對象，也由大唐換成了阿拉伯人。

怛羅斯一戰的“負資產”

有人認為，高仙芝伐石國，是為了借阿拉伯帝國朝廷易代(白衣大食、黑衣大食)的混亂之際，徹底擊潰大食，從而確保唐朝在中亞勢力范圍的長治久安。筆者不這么看。武道的意義在于止戈，濫殺會失去民心。就算高仙芝有此考慮，也不應以討伐石國為開啟戰端之由頭。石國之戰后第三年，他嘗到自己釀下的苦果，因“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

天寶十年，高仙芝決定先發制人。他調動安西兵二萬人，以及一萬屬國兵，再次翻越蔥嶺，深入中亞700余里，圍攻怛羅斯城(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塔拉茲附近)。在這場戰爭中，中亞國家不再為唐軍的到來提供支持，大食卻源源不斷地征發當地軍隊到達戰場。唐軍圍攻怛羅斯，五日不克，天時已失；敵在城上，己在郊野，地理已失；民心不向，人和再失！終于，作為唐朝屬國的葛羅祿(突厥的一支)部眾叛變，與大食夾攻唐軍，高仙芝無法抵御，遭到慘敗，只有數千人生還。

怛羅斯戰役的影響，綿延后世。對唐朝的絲綢之路經營來說，這場大敗令人扼腕，大唐從此退出了中亞的角逐，后者逐步伊斯蘭化。當然，從世界文明交融的角度說，也不全是壞事——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通過唐朝戰俘，傳到了大食，再由阿拉伯人，傳到了更為遙遠的西方。

怛羅斯戰役三年后，安史之亂爆發。安西、北庭都護府的邊軍大部被調回內地平叛，吐蕃乘機發力，將西域與中原徹底隔絕。留守安西四鎮的唐朝將士，在強寇當前且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與沙陀、回鶻等盟友相依，仍苦苦堅守了整整30多年。

高仙芝是冤死的嗎？

沒有證據表明，怛羅斯戰役的失敗與安史之亂有什么直接聯系。然而有一點需要注意：安史之亂的發起者——安祿山(原名扎犖山，意為戰斗之神，其母為巫女)、史思明都是粟特人。安祿山年輕時就是從事互市的“牙郎”，精通多個民族語言，混跡粟特政商圈子。

唐代的粟特商人們從中亞運來貨物，經絲綢之路到達長安，分發后要么駐留，要么東進，要么南下。安祿山所生長的營州(今遼寧朝陽一帶)，正是商貿發達之地。這里有契丹人、奚人，還有渤海人、新羅人、日本人，是東亞商貿的運轉中心。安祿山領三鎮節度使后，絲綢之路便成為他攫取財富的“提款機”。同時，安祿山也是粟特祆教徒中的宗教領袖，自稱“光明之神”的化身。

怛羅斯戰役唐軍失敗后，中亞伊斯蘭化進程加快，很多不愿意改宗伊斯蘭教的粟特人，源源不斷向內地流動。他們以營州為核心，逐漸形成一個既有政治性，也有經濟性和宗教性的地域聚落。同時又以粟特人為核心，形成一個有突厥人、奚人、契丹人等依附的民族聚落。

總之，隨著中亞粟特故地的陷落，一個新的、擁有龐大軍力和財力的新粟特集團，在中國東北部迅速膨脹起來。安祿山經過長期準備發動叛亂前，已擁有15萬精銳部隊，他甚至一次擢升了奚族和契丹族2500人任將軍和中郎將。他還兼具三種身份：粟特人武裝商團首領，唐朝最具實力的邊鎮大將，祆教大神職人員。河北民間長期為安祿山、史思明二人立廟供奉，稱其為“二圣”，甚至在安史之亂被平定多年后，仍然香火不斷。

唐朝初年實行府兵制，曾靠自由民組成的軍隊，所向披靡。他們隸屬于折沖府，閑時農耕，戰時披甲。然而隨著絲綢之路貿易的急劇增加，商品經濟加速了人口流動，府兵制逐漸瓦解。安史之亂爆發后，唐朝中央政府甚至組織不起有效的抵抗。朝廷調回高仙芝和封常清率軍抵御安祿山的進攻，這兩位名將統率著由商販、市民及老弱殘兵組成的“新軍”，根本無力作戰，最終二人在潼關被雙雙處斬，理由居然是盜減、克扣軍餉。

此案的舉報人邊令誠是一名太監。他的身份有點特殊，既是高仙芝征小勃律國時的監軍，也曾因向高仙芝索賄不成而怨恨在心。當然，他可能更眼紅高仙芝從石國王宮里搬走的大批黃金珠寶。

“我于京中召兒郎輩，雖得少許物，裝束亦未能足，方與君輩破賊，然后取高官重賞。不謂賊勢憑陵，引軍至此，亦欲固守潼關故也。我若實有此，君輩即言實；我若實無之，君輩當言枉。”這是名將高仙芝最后的遺言。據說當時麾下士兵皆呼：“枉！”聲音震天。

5年之前，當他詐取、屠戮石國的時候，是否想到了今天？

安史之亂徹底毀滅了大唐的絲綢之路核心戰略。自此之后，唐的西部邊境從中亞一直退到隴右(今甘肅東南部)，中亞淪為大食領地，安西四鎮與河西走廊，則落入了吐蕃手中。關中地區無法得到絲路紅利的充分滋養，商道被分流：阿拉伯人從南部乘船來了，廣州和交趾相繼發達起來；回鶻崛起，占據突厥故地，草原絲路經由回鶻，再向契丹；吐蕃占據了今新疆、西藏、青海幾乎全境以及甘肅大部。

西來強敵 今非昔比

與漢朝一樣，唐朝是一個在頂層設計上很有造詣的朝代。然而問題出在哪里？還是出在操作層面上。

發展和經營絲綢之路，作為唐朝國家戰略是沒有錯的。至少在高仙芝伐石國之前，操作層面也問題不大。從歷史經驗來看，自玉門關以西到中亞阿姆河、錫爾河流域，曾經有過的大大小小的國家，還是比較愿意與中國(中原王朝)友好交往的。中國以互市、封賞和朝貢為手段，為漫漫絲路上綠洲小國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利益，且中原內地擁有廣闊而較為統一的大市場，是“胡商”們賴以謀生的福地。

然而中亞地區自古被稱為“大國的墳墓”，無論之前多么小心經營，只要一著不慎，或主將“心中賊”作惡，就會滿盤皆輸。唐代以前，希臘人、波斯人、漢朝人、突厥人、月氏人，都在中亞稱雄過，然而包括唐朝及后來居上的阿拉伯人，沒有一個帝國能夠長期控制這里。

作為優秀的戰略家、軍人，高仙芝對大舉東進的阿拉伯人有些輕敵了，他以為那又是一個野蠻的馬上民族，與他在漫長的邊塞歲月里，征服的若干游牧部落別無二致。

可惜他錯了。唐朝的整個領導班子都錯了。肆意攻殺，葬送大好局面，為一錯；輕視對手，未能知己知彼，為再錯。

怛羅斯戰役的11年后，即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年)，一位曾隨高仙芝出征的前唐軍戰俘，搭乘東來的阿拉伯商船回到大唐故土。他名叫杜環，是唐代大學者杜佑(古代政書名著《通典》的作者)的族子。

漂泊海外期間，杜環先后到過阿拉伯帝國和東羅馬帝國，甚至到過今天北非的摩洛哥。在他的“西行漫記”《經行記》(原書已佚失，僅留片段數則)里，有如下記載：

“郛郭之內，里闬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秀珠貝，滿于市肆，駝馬驢騾，充于街巷”；“琉璃器皿，瑜石瓶缽，蓋不可數算。梗米白面不異中華。”

原來，那個自西方而來一舉擊敗大唐的新對手，除了軍事文明，還有政治文明，文化文明，制度文明，足可以與東方帝國一較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