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泰國媒體聲稱泰國“不歡迎中國游客”。同時聲明，不是歧視中國人，而是有些中國人太過分了。其實，民眾之所以對“中國人禁止入內”的歧視性標語如此敏感質疑和深惡痛絕，其根本情結緣于對那句“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臭名昭著標牌的刻骨銘心。這塊牌子是中國近代屈辱史的一個標志，然而近年來學術界圍繞此牌示的爭論卻十分激烈……

1890年情況有所變化，華人在公園里出現一些不雅現象，有人隨意采摘鮮花，踐踏草坪，有人欲獨坐一凳，不肯與人共坐；更有人在游園券上弄虛作假，如更改日期，過期的入場券再拿來使用等。

二十年以前，歷史博物館薛理勇先生發表《揭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流傳之謎》一文，稱那一牌示“純系誤傳”，結果引起軒然大波。其后，英國畢可思、美國華志建、日本石川禎浩等學者，都寫過關于這一問題的文章，上海學者所寫關于這一問題的文章更多。我以為，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這個問題是比較清楚的。陳丹燕的貢獻是，她立在歷史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文學與史學結合起來，深挖這一故事背后的人物生平與思想，特別是顏永京等人反對租界歧視華人的活動，對于人們理解那段歷史，理解有關那一牌示問題，很有幫助。

外灘公園自1868年建成以后，華人是否可以入內，在不同時期情況是不一樣的。

從存世材料看，外灘公園建成后的十多年中，并沒有公開掛牌禁止華人入內，但工部局授令巡捕，禁止衣冠不整的下等華人入園的事情是常有的。還在1878年，《申報》就發表要求開放園禁的文章，內稱香港之公家花園，先前也不準華人出入，但自港督易任后，以此事殊屬不公，遂裁去此令，華人得以入園。上海與香港事同一律，弛于彼而禁于此，這是什么道理？文章強調花園創建時，所用錢款包括華人的稅銀在內，今乃禁華人而不令一游，很不公平。從1881年到1889年，一些洋行買辦與有西學背景的華人，自詡為體面華人或上等華人，如顏永京、唐茂枝等，不斷向工部局抗爭，爭取入園權。1889年，經上海道臺龔照瑗出面交涉，工部局終于讓步，由租界公花園委員會或工部局秘書長，酌發華人游園證，每證可帶四人，限用一星期。1889年共發游園證183張，全年入園華人估計有七百來人。這段歷史說明，在一段時間內，工部局是有限制地允許華人進入外灘公園的。

1890年情況有所變化，一是入園游覽的中國人比以前大為增多，人滿為患，影響了外國人的游覽；二是華人在公園里出現一些不雅現象，有人隨意采摘鮮花，踐踏草坪，有人欲獨坐一凳，不肯與人共坐；三是有人在游園券上弄虛作假，如更改日期，過期的入場券再拿來使用等。于是，工部局在蘇州河南面新建了一個很小的新公園（亦稱華人公園），以應付華人，同時嚴禁華人進入外灘公園。此后，一直到1928年禁令取消，才讓華人入園。

那么，“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這話要分兩面說。

首先，明確寫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八個字的牌示，到現在還沒有得到確證。近日媒體上所渲染的“證偽”，即就此而言。很多人說看到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示。1903年，周作人就說他看到的是“犬與華人不準入”七個字；1923年蔡和森說他看到的是“華人與犬不得入內”八個字；1924年孫中山則說是“狗同中國人不許入”這么八個字。此外，陳岱孫、周而復、曹聚仁、蘇步青、宋振庭等都說確實存在。但是，無論誰說親眼看過，到現在都還沒有發現一張照片、一份文件等第一手資料足以證明有這么個牌示。楊開慧父親、后來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的楊昌濟，1913年記述他看到的這一牌示是：“上海西洋人公園門首榜云：華人不許入；又云犬不許入。”他的記述應該說是比較細心、真切的。

歷史研究中，說有容易說無難。要證明某一事項存在過，只要有一條過硬的材料就夠了。而要證明某事項不存在，則無論積累多少材料，也很難就斷言“沒有”。如果將來某一天，有人發現寫有“狗同中國人不許入”這八個字的一張照片或一份文件，那這一迷霧就徹底廓清了。

其次，含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意思的牌示，確實存在?，F存資料中，最早記載這一內容的，是1885年的公園游覽規則。規則共六條：“一，腳踏車及犬不準入內；二，小孩之坐車應在旁邊小路上推行；三，禁止采花捉鳥巢以及損害花草樹木，凡小孩之父母及傭婦等理應格外小心，以免此等情事；四，不準入奏樂之處；五，除西人之傭仆外，華人一概不準入內；六，小孩無西人同伴則不準入內花園。”這一規則收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直到1928年，四十多年間在字句上或有差異，各條順序或有變動，但基本內容沒變。

再次，這六條規則（有時是七條）是寫在牌示上，立在外灘公園門口。這是事實，有照片在，也從來沒有人否定過。如果將六條中的第一條與第五條合并起來，變成“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則既有原義，又非原貌。說既有原義，因為在六條當中，確實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意思，將這個牌示歸納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也不是無中生有，完全作偽。說又非原貌，因為在六條當中，“華人與狗”并非直接并提連寫。分提與并提，意蘊自是兩樣，讀者自可體味此中差別。假如六條當中，皆可隨意并提，那么，第六條規定無西人同伴的小孩不得入內，將第六條與第一條并提，豈不成了“小孩與犬不得入內”！

多年來，筆者一直留心關于外灘公園的資料，盡管公園六條早已有之，如前所說，顏永京等華人在1880年代就進行抗爭，但在1900年以前的文獻中，迄今還沒有見到有人將公園規則第一、第五條相提并論的情況，也沒有見到從侮辱華人角度將華人與狗聯系在一起表示憤慨的情況。那么，為什么1900年以后關于牌示問題就出現了？這倒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附帶指出，禁止華人入內，不獨外灘公園，其他租界公園，包括虹口公園、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法國公園（今復興公園），以及其他許多公共場所，在1928年以前也都是禁止華人入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