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立前，第一部向海內(nèi)外(特別是西方)廣大讀者真實介紹中國共產(chǎn)黨、共產(chǎn)黨人和未來將要建立的新中國的書，恐怕就是著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先生采寫的《西行漫記》了。該書不僅發(fā)行面廣，而且影響很大。

國內(nèi)有一批進步青年讀了這本書，十分向往延安的自由民主。在杭州出生的華君武23歲時正在上海的一家銀行里做小職員，他以前曾聽到過或從報刊上看到過不少誣蔑共產(chǎn)黨的謠言，后來看了《西行漫記》才恍然大悟。他說：“這本書對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

1938年夏天，華君武瞞著母親，只身投奔延安，后來他成了我國著名的漫畫家，并擔任過《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

1936年6月，斯諾先生在宋慶齡、張學良的大力幫助下，沖破國民黨軍隊的封鎖線，秘密進入陜北革命根據(jù)地延安，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和紅軍將士及延安的群眾作了4個多月的采訪。同時，他也將親眼見到的一二·九運動實況講給毛澤東同志聽，并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結(jié)為朋友。

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斯諾將他在延安的采訪記錄整理成集，取名為《紅星照耀中國》，于1937年10月在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斯諾此書的原名是《Redstar in China》，因排字工人將in錯排為over，斯諾覺得錯得好，英文版正式書名就將錯就錯，譯成中文是《紅星照耀中國》。該書發(fā)行后，一時轟動了世界。西方輿論高度評價說：“此書對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發(fā)現(xiàn)和描述，與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一樣，是震驚世界的成就。”

改名為《西行漫記》

外國的讀者都看到了《紅星照耀中國》，中國讀者卻僅有極少數(shù)人聽說有此書而已。1937年11月，斯諾來到上海會見了著名出版家胡愈之等中國朋友，在他的住所里，就將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剛寄來的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樣書贈送給胡愈之。

曾在商務印書館工作過的胡愈之對此書已有所聞，只是沒有看到具體內(nèi)容，收到斯諾這一“特殊禮物”后如獲至寶。在回家的車上他就開始閱讀，回到辦公室后更是關上門、放下手頭的重要工作速讀這本書。書一看完他立即萌生了將此書譯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使中國民眾對中共領導下的那塊“紅色土地”有一個真實而全面的了解。他隨即四處奔走，聯(lián)絡了11位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志士，共同商量出書問題。胡愈之在座談會上對他們說，國民黨封鎖蘇區(qū)，污蔑共產(chǎn)黨，使大眾不了解蘇區(qū)、紅軍。現(xiàn)在國共合作抗日，如果這本書能在上海出版，可以讓民眾了解真正的共產(chǎn)黨。

當時國民黨對出版中共情況的紅色書籍查得很嚴，輕則停業(yè)整頓、罰以巨款，重則抓人坐牢和出版社關門，所以沒有一家出版社敢公開出版此書。大家商量，還是自己辦個出版社，社名叫復社，社址就設在胡愈之家里。編輯成員有胡愈之、鄭振鐸、許廣平、張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十多人，由張宗麟任總經(jīng)理。為了防止萬一，書名沒有用《紅星照耀中國》的原名，而是采用了比較含蓄的書名：《西行漫記》。

攢錢出版

為了搶時間，他們把原書拆開讓十多個人同時翻譯。全書12章30萬字，不到1個月就翻譯完畢。可是還沒有印書的經(jīng)費，怎么辦？胡愈之就想了兩個辦法：一是參與成員每人捐幾十元，二是向讀者發(fā)預約券。每本書定價2.5元，如果用預約券購買，只需1元，這樣可以先解決一部分出版經(jīng)費。

上海淪陷前夕，商務印書館就搬遷走了，很多印刷工人失了業(yè)，胡愈之便四處尋找熟悉排印的工人幫忙。在艱難的環(huán)境中，不到兩個月就完成了翻譯、印刷、出版全部工序，中文版《西行漫記》還增加了英文版沒有的一些照片。當斯諾拿到中文版的《西行漫記》后激動地說：“從字面上講這本書是我寫的，可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者所創(chuàng)造。”

1938年3月《西行漫記》第一版印了2000冊，書很快售完。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四版。僅幾個月就轟動海內(nèi)外，在香港和海外華人集中的地方，出了無數(shù)重印本和翻印本，發(fā)行量高達8萬多冊。

《西行漫記》的出版，讓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國共產(chǎn)黨和紅軍的真正形象，也看到了新中國的未來。在此后的幾十年間更是許多國家的暢銷書，成了研究中國問題的首要通俗讀物。一位美國歷史學家稱：“《西行漫記》的出版，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中的一個大事件”，它“標志著西方了解中國的新紀元”。此書后來翻譯成英、俄、法等近20種文字，在全球有億萬讀者。

斯諾夫婦的“意外收獲”

埃德加·斯諾先生1928年初到中國時，曾給自己起了一個與英文名諧音的中文名字叫“施樂”，寓意為給人帶來快樂的意思，最初在與中國人打交道或在中文報刊發(fā)表文章時使用。后來，胡愈之先生等在翻譯《西行漫記》一書時，因不知他還有過這樣一個中文名字，而按中國人習慣性的英文翻譯方式，將其名譯為“斯諾”。由于《西行漫記》在中國出版后影響很大，所以他又獲得“斯諾”這個新的中文名，并一直沿用到今。

同為美國來華記者的斯諾夫人海倫·斯諾，也于1937年4月沖破國民黨憲兵、特務的阻撓，經(jīng)西安、云陽到延安訪問，采訪了大量的八路軍和中國共產(chǎn)黨高級領導人，寫出了《紅區(qū)內(nèi)幕》(《續(xù)西行漫記》)、《中共雜記》等書，為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的解放事業(yè)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