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歷史學家探討漢武帝晚年改制的委曲，不過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應當細說，那就是，在詔書中，劉徹竟破天荒第一次承認自己錯了。獨裁者主動認錯，這在古代，絕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在漢武帝以前，有些皇帝偶爾下罪己詔，但有些是傳說，比如，商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誰知其真假，沒準兒是儒生編造的。漢武帝以前，皇帝應該沒有主動認錯的傳統(文帝曾經說年成不好，是不是自己有過錯，但并未敲實)。而武帝本身是個強悍的獨裁者，按說更不可能自訴罪行。漢武帝之后，確實有些皇帝下過罪己詔，但看過之后，大多感覺是裝腔作勢，套話一籮筐，仿佛罪己反而用以襯托自己是圣德之君，成了在儒家意識形態下的自我美飾。

其實不肯認錯，在中國別說帝王了，我們這種普通人捫心自問一下，在我們的一生中，有幾次誠懇地認過錯？我周圍認識的中國人，大部分不明白“道歉”兩個字的重要。事實上，就我自己來說，也長久以來不明白，英國人為什么要向甘地道歉，教皇為什么要向布魯諾道歉。在中國，拳頭硬的從來都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啊。有一次，我曾經要求爸爸向我道歉，把他笑得打跌，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道歉？哈哈哈……你從哪學來的這一套？”

我也不知道中國人為啥不喜歡道歉，難道這也是上行下效？

不過漢武帝這次認錯，只是曇花一現，否則漢代的大官不至于會前赴后繼地自殺——眾所周知，漢代的大官實在是太喜歡自殺了。

大官們為啥喜歡自殺呢？起因在于當年賈誼勸諫漢文帝，說那么大的官，一旦犯罪入獄，就要被獄吏凌辱，太過分了。希望將來大官犯罪，能不拖到市場上斬首，而是準許自殺。

文帝喜滋滋地答應了，賈誼也歡呼雀躍，以為世風復古，士大夫的尊嚴終于得到了法律保障。于是士大夫犯罪，一旦詔書下，不能“生詣廷尉”，而是應該馬上自殺，否則就是沒有廉恥。可這，難道沒有什么不對勁兒嗎？

顯然很不對勁兒。因為以前犯了罪，大罪殺頭，小罪至少可以活命。現在為了所謂尊嚴，所謂廉恥，只能自殺。

因此確實有一些大臣不肯自殺，他們覺得自己罪不至死。甚至下獄都是冤枉，希望能理清冤獄，無罪釋放。可是，他們忘了一個重要前提：在專制社會，皇帝永遠是對的。皇帝既然把你下獄，就不可能無罪釋放。否則，皇帝就是錯的。那怎么行？不，皇帝怎么會錯，皇帝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啊。

有一次，漢惠帝未央宮和長樂宮之間修了一條天橋，供自己出入，結果大臣叔孫通勸諫：“領導，讓老百姓看見這樣不好啊。”

漢惠帝人很好，一向從善如流，他羞愧地說：“啊，那我還是拆了吧。”

叔孫通搖頭：“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意思是，那怎么行。人主無過舉，就算做錯了，也不能承認，要不然泥腿子們就不服您管了。

“人主無過舉”，那么作為大臣，被皇帝關進了牢房，還想無罪釋放嗎？運氣好的話，隨便安點小罪名，也能放出來，但不是無罪釋放;運氣不好(比如皇帝特別討厭你)，不管有罪無罪，就只能自殺了。

總之，允許士大夫自殺，不但沒有提高士大夫地位，反而讓他們陷入了有冤無處訴的悲慘境遇。

周亞夫就是一個運氣特別不好的人。他因為一系列的事，得罪了竇太后、王皇后以及梁孝王，最重要的是，還有皇帝。皇帝很早就想干掉他，只是找不到機會。一天，皇宮里專門為皇帝制造器物的尚方工官要偷偷出售一批盔甲，總共五百套，不過這批盔甲只是冥器，是陪葬用的，沒有實用價值。周亞夫的兒子很孝順，當即就為父親訂好了這批貨，然后雇用了一幫民工去取，最后卻不肯付給民工工錢。民工們只好集體上訪，說周亞夫的兒子偷偷購買皇帝用的器物。景帝一聽，笑得要死，正要琢磨周亞夫的罪狀呢，這就送上門來了。

其實有這么巧嗎？沒有。在那個時候，皇帝要辦你，就一定會找到一個理由。沒有這個理由，也會有那個理由。如果不發生這件事，周亞夫肯定也會在這年死，只不過史書的記載就是另外一個案件罷了。

公安上門逮捕周亞夫，按照文帝之后的習慣，周亞夫想保留尊嚴，自殺。但被他老婆勸住了，大概她認為，沒多大的事，也不至于就判死刑。于是周亞夫就去牢房了，廷尉(最高法院院長)親自審問：“君侯啊，皇帝陛下對您這么好，您為什么還想造反呢？”

廷尉說：“什么？不想造反，不想造反買這么多盔甲干什么？”

周亞夫氣得發抖：“臣所購買的器物，都是下葬用的冥器，一碰就破，質量低劣，根本就不堪戰陣，怎么可能拿來造反呢？”

廷尉笑了笑，說出了有史以來最牛的一句駁斥：“君侯就算不想在地上造反，可是有了這么多盔甲陪葬，也免不了會在地下造反的。”

古往今來，無數人斥責這個廷尉是無理取鬧，強詞奪理，不要臉。事實上，人家廷尉根本沒錯，他只能這么胡說八道，因為皇帝永遠是對的。皇帝要周亞夫死，廷尉還能做什么呢？這種事情，拿“不要臉”三字來評價，就太沒有力量了，也文不對題。

皇帝永遠是對的，還可以從元帝殺掉自己敬愛的師傅蕭望之一事中看出來。

元帝重用中書宦官弘恭、石顯，但同時也重用蕭望之。而蕭望之卻很看不起宦官，因此和弘恭、石顯結了怨仇。弘恭、石顯當然想干掉蕭望之，省得每天看了心煩。于是找了兩個人，一個叫鄭朋，一個叫華龍，一起告發蕭望之，說蕭望之想發動政變。弘恭、石顯是趁蕭望之休假那天上奏的，為什么呢？因為蕭望之當時也是內閣成員，一切奏章，他有權看。如果他不休假，奏章就會落到他手里，發揮不了作用，或者他會親自向皇帝解釋。他不在，弘恭、石顯當即上奏皇帝，說蕭望之毀離親戚，想擅權，要求皇帝將其“召致廷尉”，也就是說，到牢里去報到。元帝那時剛即位，政事不夠嫻熟，不知道“召致廷尉”就是下獄，于是就批準了。后來發現蕭望之沒來上朝，一問，才知道在坐牢呢。他既吃驚，又生氣，命令趕緊將蕭望之釋放。誰知遭到弘恭、石顯的拒絕，這兩人的膽子為什么那么大？

因為他們有恃無恐，他們首先闡明利害：“陛下，您剛即位，未聽說以道德化天下，卻把師傅關進了監獄，名聲不好聽啊。”

元帝其實可以反問，這關老子什么事啊，這事是你們干的啊。但這沒用，你簽字批準了，不是你是誰。元帝無話可說。弘恭、石顯接著就提出了一個任何做領導的都不會拒絕的建議：“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

這是什么意思呢？字面意思很簡單：您既然把九卿大夫關進了監獄，就應該立刻決斷，將其免職。

這話照現在聽來，簡直毫無道理。有罪沒罪，審判了才知道，怎么下了監獄，就必須判免職呢？

也很好理解，據說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式的邏輯。因為皇帝永遠是對的，既然將九卿大夫下了監獄，那他們一定有罪。沒罪你把人家下獄，你是昏君啊？皇帝當然不能承認自己是昏君，那么就只能判決他有罪。這邏輯很無賴，但是專制社會的特色，不服不行。

元帝一聽，恍然大悟，是這個理兒。不久以后，蕭望之在家里自殺。元帝想起師傅對自己的教誨之恩，哭了幾聲。但想起皇帝永遠是對的，估計心里又破涕為笑了。

有一個叫王嘉的人，他的命運也很典型地與本文主題相關。

王嘉活躍在哀帝時代，官至丞相。哀帝有個寵信的年輕人，叫董賢，我們所謂龍陽之興，就來源于他們。他想封董賢為列侯，但詔書需要通過丞相御史下達，王嘉不肯奉詔，封還詔書，說董賢沒資格封侯。哀帝氣得要命，但不好發火，決定找別的事治他。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吹毛求疵，當然是很容易的，很快就找到一個。

起因是，有一個諸侯王，東平王劉云，被告發想謀反。廷尉梁相治這個案子，覺得還有疑點，上奏皇帝，要求傳送劉云到長安會審。當時再過二十天就要進入春天了。漢代的規矩，春天到了就不能殺人了。哀帝就很生氣，當時他身體不好，懷疑梁相故意拖延，想等到自己死了，再給劉云翻案，下令將梁相等全部免為庶人，王嘉當時也贊同。但是幾個月后大赦，王嘉又趁機奏請皇帝，希望能召回梁相等人。哀帝就趁機發脾氣，命令尚書責問王嘉：“王嘉，你知道梁相對皇帝不忠，當時也主動控告他。怎么一下子就變了呢？朝三暮四，變色龍一樣，你像個忠臣的樣子嗎？”

王嘉趕緊脫掉帽子謝罪。但是哀帝不打算放過他，命令中朝討論。中朝當然知道皇帝意思，一起上奏，請求將王嘉逮捕，下廷尉獄。

使者到府抓人，王嘉的手下都哭了，但是他們很快調好了一杯毒藥，請王嘉自殺。王嘉不肯，手下勸死：“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意思是，您這種級別的官員，向來要自殺保存尊嚴的，怎么能去坐牢呢？

哀帝一聽大怒，這家伙竟然“生詣廷尉”，當即派了將軍和五個兩千石的官一起審理這個案件。看樣子是公平正義，但都是假的。為什么呢？你聽聽審問記錄。

問：“罪犯王嘉，你明明知道梁相有罪，還請求將他官復原職，這是忠臣所為嗎？是不是和他有啥私下交易？”

王嘉說：“絕對沒有。竊以為梁相等治理東平王獄事，鞠躬盡瘁，從來沒有認為東平王不該死，只是覺得有必要慎重。況且當時離春天還差二十天，從東平坐馬車來長安，花不了多少時間，只要復核罪行確鑿，元旦之前一定能將人犯處決。我也是為朝廷惜賢啊，和這三人沒有私情。”

獄吏也知道，王嘉確實沒有什么罪，但皇帝讓他下詔獄，不判有罪是不行的。于是獄吏說：“既然如此，則君侯你當時為什么承認他有罪呢，這就是有負國家啊。”他最后說了一句：“不空入獄矣。”其實前面講那么多，就是為了這一句，你不能白白入獄啊，只要入獄，那就是你有罪。

王嘉知道躲不掉，于是仰天長嘆：“我當丞相，確實負國。負什么國呢？沒有進賢退不肖，這就是負國。死有余辜啊。”

獄吏問：“哪些是賢人，哪些是壞人？”

王嘉說：“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是賢人。董賢父子是壞人。”

王嘉在監獄里待了二十多天，沒吃飯，最終嘔血，餓死了，和周亞夫一樣。他死之后哀帝看了他的遺言，沒有罵“這家伙死了還放毒”，而是認真想了想，覺得他說得對，又把孔光提拔為丞相，何武提拔為御史大夫。還封王嘉的兒子王崇為新甫侯，給王嘉追封謚號為忠侯。

重新封王嘉的兒子，大約就等于給王嘉平反了。但嘴巴上是不能說的，因為不能違背大漢的基本大法：皇帝永遠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