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廣州日報》2015年8月19日A7版，作者：黃丹彤，原題為：《14歲被擄北海道挖煤廣醫教授口述魔窟親歷》

1944年8月的一天，14歲讀初中一年級的男生鳳儀萍在上海大街上行走時，竟然被侵華日軍強擄上卡車，押送上船運到日本北海道栗山角田煤礦當礦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由美國大兵從地獄里將他解救出來，與他同樣遭遇的同船受害者共有300人，只有200人活著回來。

71年后再回首自己那段地獄親歷，鳳儀萍還是禁不住老淚縱橫。

鳳儀萍，曾用名鳳永剛，1930年12月生于上海，1944年8月——1945年10月被抓到日本北海道夕張縣栗山町角田炭礦;抗戰勝利后，他有幸活著回到祖國，繼續求學，1949年考入江蘇醫學院，并成長為一名醫學教授。現為廣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退休教授，是當年日本強擄的中國勞工中走出的唯一一位醫學專家。

1944年8月的一天，那時候我剛念完初一，由于父親無法繼續維持我的學業，我一個人從上海浦東橫沔家里出來，想到復旦大學的兩位老師那里探討生存的出路。途中我的“良民證”和路費被搜身偽軍搶走了。

路經四川路橋一個日本兵崗亭時，我和現場幾個同樣拿不出“良民證”的同胞被強推上一輛大卡車運到上海虹口日軍集中營關押。半個多月后的一天夜里，我們被推進一艘滿載著鐵礦石的貨輪的黑暗的底艙。

中國勞工

第二天一早，有人從舷梯爬了上去，才發現周圍已經是汪洋大海，大家跪下來抱頭大哭。

這一路上，有兩個上海同胞準備跳海逃跑遭到毒打，其中一個在現場被活活打死，拋尸大海。還有一位名叫徐正萬的上海勞工，自從被押解到貨輪上，他就不吃不喝，兩眼直淌淚。到日本時，瘦得僅剩下一副骨頭架子，他在日本門司港口檢疫所咽下最后一口氣。

在門司海港，下船之后我們馬上被趕到兩個裝滿來蘇水的大水泥池子里面，大家脫光衣服在里面泡了三四個小時。后來，我們輾轉被送到達角田煤礦。

在這里，我們每天吃的是土豆、蘿卜湯和湯中幾粒米。因為中國勞工不能洗澡，渾身上下有虱子，所以日本工頭叫中國勞工“支那蟲”“南京蟲”。

煤礦工作中，最艱苦最危險的當數井下作業。采煤通常是要先打炮眼，前面一個人跪在那里，后邊的人拿著風鉆抵在前面人的肩膀上，“噠噠噠”開始鉆，那些煤粉直接沖到嘴巴、眼睛、鼻子里甚至嗆到肺里去。煤層不是很高，不到2米，有的僅1.5米，人無法站起來，只能弓著腰或者爬下來挖煤。井下陰暗潮濕，唯一可照明的就是礦燈。

人間地獄：勞工精神崩潰吃大便

每天的勞動量都很大，一直要干到晚上10時多。等所有活都干完的時候，早已經是筋疲力盡了。每天在黑洞洞的井下干活，基本不知道什么是白天。偶爾也有些人受不住了，就跑到外面去，這時候日本工頭就會對他們大聲責罵，逼他們回來拼命挖煤。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我們的同胞不是被餓死、凍死、病死，就是活活地被打死。“平均三四天死一個。”

其中，有一個人叫蔡才德，他比我大1歲，在日本工頭的淫威之下，他發瘋了，光著身子，披頭散發，到處亂跑，我們看了非常悲痛。日本工頭還不放過他，為了試探他是真瘋還是假瘋，把他拉到廁所里，讓他吃大便，結果，他一口一口地把大便吃了下去，這樣才逃過了下煤礦做苦工的厄運。

對那些累病的勞工，日本人殘忍地將他們囚禁在隔離間，活活餓死。有一次，我與其他4名工友趁監工不注意跑進北海道的深山躲了7天，后來到一家農家去弄吃的被發現了，遭到舉報又被抓回來了。

“北海道四面是海，你們插翅也難逃！”那天下午下著大雪，工頭把我們衣服剝光，光身子在雪地里面打，其中兩個同胞被活活打死了。我親眼看到我們幾個同胞跳下山崖自殺了。當時，我也想以這樣的方式結束生命，與其受到侮辱、毒打，還不如死了算了。

就在我想自殺的時候，勞工70號費鐸和勞工71號山耀良拉住我說：“小鳳，你干什么？你一定要活下來！”費鐸和山耀良在國內時都曾經是一名小學教師。“你是我們中年紀最小的一個，一定要活著出去，將來把‘生死記錄’名單帶回祖國，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人是怎么樣把我們抓到地獄的。”費鐸的話，讓我放棄了自殺的念頭。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把“生死記錄”的秘密告訴我。這個本子100毫米寬、150毫米長，跟手掌差不多大，有40頁厚。

逃出生天：美國兵偶然發現中國勞工

不幸的是，此后不久兩位老師慘死。其中，費鐸死于因組織罷工失敗而招致的毒打，山耀良死于瓦斯爆炸引起的坑道塌方。費鐸死得很慘，他遭受虐打后被懸空吊在布告欄邊長達7天，是被活活在雪地中凍死、餓死的。

直到1945年9月10日，這一天，一輛吉普車下來兩個美國兵，其中一個用英語問道：“Where are you from？(你們從哪來？)”“Shanghai，China.(我們從中國的上海來。)”懂英語的人回答道。

兩個美國兵說：“你們不知道日本投降了嗎？”一聽到這個消息，我們全部跪在地上，抱頭大哭。我們終于有救了！后來我們才知道，這兩個美國兵是在尋找二戰中被日本擄掠到北海道做勞工的美國俘虜，無意間發現了我們。

而就在這偏遠的角田煤礦，出現的是一群衣衫襤褸，骨瘦如柴，目光癡呆的中國人，樣子仿佛是剛從地獄中爬出來的鬼，最后我們被轉移到函館。沿途我們看到，戰爭期間的日本民眾，同樣如同身陷地獄，隨處可見的傷病難民，破爛的房屋觸目驚心。

可憐媽媽：

思念失蹤兒子最后病逝

我們就要離開北海道了，臨行前，我去憑吊了很多我們的遇難同胞，還有我的兩位老師。11月3日，在離開家鄉的401天后，我終于踏上了回國路程，當初被抓的300人最后卻只剩得200人，其中三分之一永遠成了異國黑暗地下的冤魂。

當我一踏上上海碼頭，迫不及待地往家中直奔而去，回到家中卻發現，母親因為思念成疾早已臥病不起，我瘦骨嶙峋地站在媽媽床前，說了一句“野孩子來看媽媽了！”，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我想將這1年多來的遭遇對媽媽訴說，可她只是不住地嗔怪：“到哪去了，一年多也不回家！”病中的母親已經無法聽清楚兒子的解釋。就在我回家兩周后，母親最終撒手人寰。

出殯那天，當媽媽被放進棺材后，哥哥就開始大罵了：“老娘就是給你害死的！”哥哥的痛斥讓我心如刀割，萬分悲痛，我滿腹委屈又能向誰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