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濞(前215-前154)，西漢諸侯王，沛郡豐邑(今徐州豐縣)人，劉邦侄，封吳王。他在封國內擴張勢力，后來漢景帝采御史大夫晁錯建議，削奪王國封地，景帝前元三年劉濞以“清君側、誅晁錯”為名，聯合楚趙等七國公開叛亂，史稱“七國之亂”。劉濞是漢高祖劉邦的親侄兒，剽悍勇猛，在平定漢初異性王謀反的作戰中，屢立軍功，受到高祖的賞識。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被封為吳王。當年的吳國，轄地遼闊，統轄東南三郡五十三城，都城設在廣陵(今揚州)。吳王權傾東南，威勢顯赫，劉邦當然有點兒不放心，但年輕的劉濞信誓旦旦向叔父劉邦表忠心，說為了劉氏的一統天下，自己一定竭盡全力，請你老人家放心。文帝時期劉濞就與劉恒產生了隔閡，景帝時期便謀反了。

劉濞是“七國之亂”謀反的領頭人了，為什么劉濞突然謀反呢？縱觀歷史典籍，不難發現，劉濞的造反一半是被逼出來的。劉濞的兒子被劉啟失手打死。景帝是太子的時候，吳王的兒子(吳國的太子)晉京，兩人飲酒下棋，產生口角，未來的景帝殺死了吳國的太子。《史記·吳王濞列傳》的說法是，吳國的太子脾氣不好(“輕悍，又素驕”)。兒子的尸體被運回吳國，父親吳王很生氣，認為死在長安就應該葬在長安，又把尸體送回都城安葬。從此吳王稱病，不再晉京上朝。當時的天子文帝，采取了和解的方式，賜予吳王坐幾和手杖，允許他因為年老而免于上朝。

王子至高無罪被殺，朝廷應妥為善后，安撫人心。只是朝廷的舉措僅僅是“遣其喪歸葬”。劉濞的“慍”是自然的，只是他在行動方面有所克制，只是將遺體送回長安安葬，且長期稱病不朝。“解鈴還須系鈴人”，矛盾源于朝廷，但朝廷系鈴者始終未去解鈴。劉濞與朝廷矛盾的激化在景帝時代，吳王謀反不光是因為他的兒子被景帝殺掉，還有其他的的因素。比如吳國鑄錢、煮鹽、招攬各地難民，有另立中央之嫌(“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

吳國政通人和藏富于民。《史記·吳王濞列傳》對吳國描述： “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從這個描述來看，吳國是政通人和藏富于民的。劉濞在治吳國40余年，應當說，是日后長江三角洲走向繁榮的基礎。吳國的疆域有“王三郡五十三城”，三郡，即指漢初的東陽郡、吳郡與鄣郡。《漢書·地理志》所列75郡無此三郡名稱，出現會稽郡、豫章郡、丹陽郡，系因西漢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行政區域的緣故。西漢時代廣陵城處于三郡中心地帶，被定為吳國之都，王府所在。劉濞一方面是為朝廷守邊，安定地方，另一方面則是發展經濟。《前漢書·地理志》云：“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劉濞等人使當日地廣人稀的長江三角洲逐漸人煙稠密;《史記》說當日的吳國“國用富饒”，即財源充沛;“能使其眾”，即獲得百姓愛戴。至于廣陵，逐漸形成為繁榮富庶的大城，與江淮地帶繼續開鑿運河，便利交通，吸引四方商賈云集有關，這些都說明劉濞是治理地方、改善民生之能手。

但是，在中央集權制下，如果封國政通人和，就會有“收買民心”之嫌，進而有“另立中央”之嫌，這幾乎成了地方自治的原罪。如果民不聊生，涉嫌瀆職;如果是民心所向，又涉嫌謀反，吳國沒有逃脫這種兩難境遇，不愿坐以待斃，最終被逼謀反。晁錯《削藩策》劉濞被逼上了梁山。文帝的時候， 晁錯屢次上書削蕃，但是文帝一直都沒有行動。到了景帝的時候，晁錯被任命為御史大夫，晁錯就又上書給景帝闡述他的削蕃的政策。景帝一聽，這個主意好啊。地方諸候國的勢力小了，中央就不用再天天擔心這些諸候國反叛了。所以說，景帝就開始找一些理由開始削減諸候王國地封地。先是把楚國的東海郡給削了，然后又找借口把趙國的常山郡給劃走了，而膠西王也被削減了六個縣去。這種做法一時弄得各路諸候人心愰愰。當然，吳王劉濞更是擔心自己的封地被中央奪走。本來劉濞就與中央有隔閡，發生削蕃這種情況，劉濞擔心朝廷有朝一日會對自己下毒手。所以吳王劉濞就來了個先下手為強，起兵反叛。

劉濞治理國家的方略確實有一套，可以說當時的吳國是國富民安。但是說到搞政治這一方面，未必就是他的強項。但是即使再弱智的人也不自己單干，所以劉濞定聯合膠西王一起反叛。然后又找了其他的一些諸候國即楚、趙、膠東、菑川、濟南五國聯合起來進行反叛，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七國之亂”了。只是，劉濞的運氣實在太差， 漢景帝派條侯(封號)周亞夫為總指揮。劉濞遇到的對手是久經沙場、慣于征戰的老將周亞夫。在強手面前，劉濞屢戰屢敗， 吳楚七國之亂從正月份開始打，到三月份就見輸贏了。由于劉濞剛愎自用，戰略上犯下冒進的錯誤，最后兵敗如山倒，被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