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 年 9 月 17日，韓國光復軍在重慶成立。次年11月，司令部遷至西安。此后，西安成了韓國復國者的“圣地”，大批韓國青年跋山涉水奔赴西安，參軍復國，也積極參加了中國的抗戰(zhàn)。

西安杜曲主街道車來車往，商店、學校、政府機關整齊有序分列在街道兩側。在這些建筑中，有幾處與韓國有關。

從2000年起，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拜根興便不斷陪同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以及韓國近現代史的專家來此考察，他們一直在此找尋抗日戰(zhàn)爭時期，為韓國復國努力的那些人、那些事。

一場爆炸案促成光復軍在華成立

2010年9月17日上午，一群身穿光復軍軍裝的韓國大學生出現在韓國首都首爾的和平廣場，紀念“韓國光復軍建軍70周年”。

“光復軍”曾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韓國臨時政府的正規(guī)軍。1910年，日本吞并韓國。1919年3月1日，韓國獨立運動者在漢城發(fā)表了獨立宣言，約200萬人參與游行。整個運動遭到日本的暴力鎮(zhèn)壓，數千人死亡，上萬人被投入監(jiān)獄。隨后，大批韓國愛國人士流亡海外。而中國，成為這些志士流亡聚集的中心。

韓國光復軍總司令部成立典禮紀念

1919年4月11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上海成立時，還沒有自己的軍隊，根本無法與日本侵略者抗衡，于是，這些韓國愛國人士開始尋求國際力量，幫他們實現復國夢做準備。

在拜根興教授辦公室的書架上，擺放著由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輯出版的50本《韓國臨時政府資料集》。這些資料，詳細記錄了那段歷史。

那是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園內，一名叫尹奉吉的韓國青年將飯盒形的炸藥扔向了檢閱臺，一聲炸響，正在此檢閱的侵滬日軍總指揮白川義和河瑞委員長當場斃命，11名日本軍政高級官員被炸傷。這就是“上海虹口公園爆炸案”。

而年初的1月28日，日軍從閘北分三路向駐守上海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fā)起了攻擊，發(fā)動了長達三個多月的“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

“上海虹口公園爆炸案”讓蔣介石相當感佩，而中國無疑需要聯合更多力量。蔣介石會見了這起爆炸事件的策劃者、韓國臨時政府領導人之一的金九。

這次會面后，蔣介石提出，在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洛陽分校特設韓國軍官班，免費為韓國培養(yǎng)軍事武官。隨后，在韓方請求下，蔣介石同意韓國光復軍在華成立。

光復軍總司令部，遷到西安二府街

1940年9月17日，韓國光復軍在重慶成立，雖然當時的人數僅有300余人，但它的成立，給予很多韓國復國者以希望。

第二年11月，韓國光復軍司令部從重慶遷至到西安，司令部地址在二府街4號。1941年2月，韓國光復軍總司令部創(chuàng)辦《光復》雜志，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等紛紛題詞熱烈祝賀《光復》出版，孫蔚如將軍的題詞是：“我祝貴軍努力殺賊，光復祖國。”

據1941年6月出版的《韓國青年》記載，1941年初，有關方面從敵占區(qū)搶救回100多名難童。為了給難童籌集生活費用，在陜西婦女慰勞會的邀請下，已經成為韓國光復軍第5支隊的韓國青年戰(zhàn)地工作隊決定上演《阿里郎》，但改稱為《朝鮮的兒女》。為了盡早籌集到資金，他們從大年初一開始，夜以繼日地排練，趕正月初十上演，連續(xù)公演17天，解決了難童的生活費。

西北大學老校區(qū)的體育場，曾是韓國光復軍青年訓練班的訓練場。在這里，中國教官將一群最初連立正、稍息都不會的韓國青年，訓練成為合格的軍人。而在終南山的彌陀古寺一帶，韓國光復軍也在接受美軍的特種訓練。

在韓國臨時政府沒有回國之前，韓國光復軍直接歸蔣介石領導，主要從事情報工作。之后，韓國光復軍積極參加中國抗戰(zhàn)，在對日本方面的宣傳、情報刺探以及爭取國際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光復軍在河北省、湖北省、山西省、山東省、安徽省、江西省等地對日軍展開了游擊戰(zhàn)。

很多韓國青年奔赴西安，參軍復國

光復軍創(chuàng)建后的最大任務是招募和訓練士兵。1940年11月中旬，韓國臨時政府制定部署，將主要活動區(qū)域從重慶移轉至西安。

根據韓國臨時政府出臺的《韓國光復軍編練計劃大綱》規(guī)定，共五種招募對象：華北各地韓國獨立軍舊部、淪陷區(qū)內散居韓國人、韓國國內及東北的韓國壯丁、日軍內的韓國武裝部隊、被俘虜的韓國人。

拜根興說，韓國光復軍的成立，給很多立志復國的韓國人以很大的希望，很多人歷盡千辛萬苦奔赴中國，來到西安參加自己的軍隊。在當時，西安就是韓國復國者心中的“圣地”。

一位名叫樸東云的韓國青年，是日軍的翻譯。一次，日寇抓了一名游擊隊隊長，樸東云以放長線釣大魚為借口，說服日憲兵隊分隊長放了游擊隊長。聽說西安有韓國的抗日組織，樸東云歷盡千難萬險來到了西安。

現任韓國社會科學院理事長的金俊燁，曾經也是從日軍軍營中逃出、奔赴西安的韓國人之一。

1940年，金俊燁留學日本慶應大學。1943年末被日軍強征入伍，來到中國戰(zhàn)場。1944年，金俊燁所在部隊駐扎在中國徐州，他發(fā)現身邊有很多韓籍學生兵。金俊燁說，當得知韓國光復軍在中國成立后，很多韓籍士兵就邀約逃往中國內地。他們冒險從日軍軍營中逃出，一路吃樹皮、草根跋涉6000多公里，歷時三個多月于次年1月30日抵達重慶，之后輾轉到西安接受軍事訓練。

據統(tǒng)計，韓國光復軍在西安6年半時間，從幾百人最終發(fā)展到5萬余人，成為韓國復興的重要力量。

村里來了韓國軍人，還挺友好

2013年6月29日，韓國總統(tǒng)樸槿惠到西安訪問，在會見陜西省省委書記趙正永、省長婁勤儉時，她提出了在杜曲糧站韓國光復軍駐地舊址設立紀念標識石的想法。

2014年5月29日，陜西省副省長王莉霞為韓國光復軍第二支隊舊址標識石，揭開了紅布。標識石位于長安區(qū)杜曲街道辦寺坡村的村口，該村曾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韓國光復軍第二支隊的駐扎地，光復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李范奭(shí二聲)擔任隊長。多年后，此人成為了韓國政府第一屆國務總理。

很多上了年紀的村民都記得，韓國軍人剛來的樣子。1942年的一天，村里有人喊著“日本人打進村口的關帝廟了！”在驚恐中，這里的保長消除了謠言，說，來的不是日本人，是韓國人。村民跑到村口看熱鬧：村口關帝廟前有士兵站崗哨，穿的跟國民黨的部隊一個樣，只是聽不懂他們說的話。

從此，這些韓國軍人留在了這里，他們在“杜曲鎮(zhèn)”關帝廟里做飯，多數軍人住在村口800米外的娘娘廟(現為杜曲街道中心小學)，還有個別軍人借宿在附近村民家。

現如今，已經85歲的寺坡村村民每永賢記得，韓國軍人來了以后，鎮(zhèn)里每逢趕會，都能看到穿著紅色或白色的高腰裙的韓國女人。

寺坡村村民趙炳堂也記得，當時只有7歲的他，每天幫大人放牛。離村幾里外有條河，水草豐沛，趙炳堂經常能遇到來洗澡的韓國人。村里的老人看見了，經常會嘮叨。不過，時間長了，村民發(fā)現這些韓國軍人還挺友好。

村里一名老人小時候得了“黑熱病”，貼膏藥弄破了腹部皮膚，很長時間不能愈合，后來是個韓國人給治好的。

丟不掉的情感

1945年8月初，韓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乘坐軍機從重慶抵達西安，準備與美國商討有關協議，并觀看韓國光復軍表演。

時任陜西省政府主席祝紹周邀請金九來家做客。二人正在吃西瓜時，得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在場的中國人和美國人雀躍歡呼，金九卻很遺憾，因為他未能領導韓國人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痛殺日軍。1945年11月23日，金九以私人身份回國。1949年6月26日，金九被人暗殺。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于1945年11月23日遷回朝鮮半島，光復軍也于次年返國。

在寺坡村，村民們口口相傳，韓國軍隊開拔當晚，一對韓國軍人夫婦將一名不足1歲的男嬰寄養(yǎng)在當地一名沒有孩子的婦女家中。60多年過去，這對夫婦沒再回來。據說，曾有韓國人專門來到村里了解情況。2004年7月，這位老人曾通過《華商報》聯系，想找到當年韓國的親人，但時間久遠，沒有結果。

2014年5月29日，韓國光復會副會長金柔吉在出席“韓國光復軍第二支隊舊址標識石”的揭幕儀式上，激動不已。他沉下腰，用顫抖的手撫摸著一人高的紀念碑，上面用中、韓文字記錄著光復軍的這段抗日史實。“70多年以前，我當時23歲，現在，我94歲了……”

拜根興說，杜曲街道的韓國光復軍駐軍舊址，每年要迎接三四批從韓國來西安的學者或學生。附近商戶說，這些韓國人很虔誠：不僅要在此留影，還要雙手合十，閉目，沖著原址的方位禮拜、鞠躬。有的還學著當年韓國軍人的模樣，繞著杜曲糧站做操跑步，最后留影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