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這一禁令，今天看來，不僅不近人情，而且十分荒唐。制定了這樣陋規的國家，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嗎？

從17世紀末至19世紀中期的150余年中，清朝經歷了“四口通商”和“一口通商”兩個時期。這期間西方各國商人陸續涌入中國，他們在帶來西方工業品的同時，對中國經濟社會文化也產生了一定影響。為減少西方人對中國的影響，清政府對外商來華的活動和生活等方面進行了不少限制。其中，長期禁止西方商人的女眷來華就是限制內容之一。由于這一限制明顯影響了來華外國人的正常家庭生活，曾引起西方殖民者的強烈不滿，多次為此發生沖突和摩擦。即便如此，清政府對此政策仍長期不做松動。為何清朝統治者對外國女性來華問題看得如此嚴重呢？

一

乾隆初年，來廣州、福建、浙江、江蘇四處口岸經商的西方國家，已有十幾個之多。尤其廣州城內，外國商館林立，外商云集。每每貨船到港的時候，穿著不同服裝，操著不同語言的外國人，蜂擁上岸。由于這些西方商人需要長時間在中國照看生意，他們來時常常帶著家眷。

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剛剛經歷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洗禮，西方人的思想觀念已發生了巨大變化。此時到中國來的這些金發碧眼的西方女性，個個天足，穿著暴露，談笑自如，舉止隨便，還處處受到男人的尊重。這對封閉保守，一貫輕視女性的廣州官民是個極大的擾動，成為一道突兀的風景。常常是，每當“招搖”的外國女人隨著人流下船或逛街時，會引來好奇的中國男人蜂擁圍觀，還引起裹著小腳的中國女人的驚訝與掩目。英國人亨特在《番鬼在廣州》一書中就提到廣州百姓見到西方女性時的表現：“到九點半鐘，我們陪婦女們到外面街上去參觀街道。這時商店都已關門休息了，但是幾個過路的中國人見了她們，忽喊起來：‘番鬼婆！’于是每一家的大門立時打開，有燈籠照出來，在不到十分鐘的時間，我們已經完全被包圍，于是不得不趕緊退卻。”

這些西方女人們更嚇壞了死抱“男女大防”封建禮教的地方官員，他們視西方女人與西洋槍炮一樣可怕。一直在為西方殖民者來華貿易量逐年加大，大量白銀外流，但又無法控制而焦慮的他們，突然發現這些行為“放蕩”的西方女人，對本朝國體和本地風化的沖擊更是不可估量。

廣州的官員認為，西方商人到中國后，一面大賺中國人的白銀，一面又與自己的家眷在中國過著其樂融融的日子。尤其每年的冬天，國處寒冷地帶的西方人，都喜歡攜家眷在溫暖的廣州居住，常常一住就是幾個月。他們把傷風敗俗和侵略的責任，開始向這些來華的女眷身上轉嫁。認為如果不允許西方商人們帶女眷，這些商人在中國就會不安心，會很快離開中國，也會減少中國的白銀外流，對中國固有的封建倫理秩序也就不會造成影響。

1745年(乾隆十年)，實在不能忍受的廣州地方官員，包括兩廣總督、廣州將軍、粵海關監督和廣東巡撫，連續寫奏折上報清廷，力陳利害。乾隆對此與地方官員認識是一致的，這符合他之后的“閉關鎖國”整體對外思路。在乾隆的默許下，各地相繼有了不成文規定，對西方女眷(當時稱“番婦”)來本地居住進行干預和制止，并逐漸形成地方定例。廣州還多次發動對已來華“番婦”的大清理，西方女眷來華受到嚴格遏制。

二

西方商人對清朝地方官員這一不近情理的定例，開始表示不滿。在不斷抗議的同時，有人就決心碰碰這一高壓線。

當時有位叫洛連的荷蘭大商人，自己擁有重達600噸的大型帆船“海馬號”，多次越洋過海到中國來做生意。此人妻子名詹妮，也是荷蘭富商之女，生有一對漂亮可愛的雙胞胎女兒。詹妮早就非常向往神秘的中國，兩個女兒也多次吵鬧著要來神話般的中國看看。加之洛連每次來中國往返要用近兩年時間，與妻女長期分離的苦惱，促使他這次出發決定帶她們一同前往。當然，他對中國各地不許外國女人上岸居住的定例是知道的，所以他的決定是對廣州地方政府的一次公開挑戰，也是一次成敗難測的冒險。

1750年(乾隆十五年)10月，“海馬號”從荷蘭阿姆斯特丹港口起錨，繞過好望角，一路驚濤駭浪，奔波十個月，原本在家生活優裕的洛連妻子和女兒，在海上受盡顛簸之苦，歷盡艱辛，終于來到廣州海域。在檣桅林立、彩旗飛揚的珠江江面上，“海馬號”逆江上溯，于1751年7月8日，抵達虎門與黃埔之間的獅子洋。

情報早已傳到廣州地方政府：“紅毛船一條向廣州駛來，船名‘海馬號’，一等船，貨主及家眷共四人，醫師和牧師五人，船工廚子下人一百零五人，火炮三十門，炮彈六百個。”因為有三個女眷，廣州方面得報立即緊張起來。廣州關長李永標、行首(商會會長)嚴濟舟和擔保商人潘振承，與荷蘭商館秘書約翰緊急磋商阻止方案。同時調動吏胥、關丁、綠勇近百人在黃埔港嚴陣以待。

就要結束漫長的海上漂泊，洛連的妻子高興異常，兩個女兒更是歡天喜地，不停地向碼頭方向揮舞著中國絲綢圍巾。船很快到達碼頭。正當洛連和妻女急不可耐地走下小船時，岸上的約翰趕緊用荷蘭語大聲喊：“洛連，情況有變化，請聽我先和你解釋！”洛連已經覺察到情況不對，因為他已看到了岸上的警察和士兵。

約翰和潘振承趕緊劃船過去，說明情況。洛連立即暴躁起來，說：“我的妻子女兒已在風浪中漂泊十個月，終于到達她們向往已久的中國，卻不許她們上岸，太令人失望了！”潘振承趕緊解釋這是規定，誰也無法。洛連不聽解釋，大喊：“不行！這樣我太對不起妻子女兒了。”忽然洛連咕咚一聲雙膝跪下，雙淚直流著說：“潘，請您給廣州官員求情，讓我的妻子女兒上岸進廣州吧。”

洛連夫人已經明白情況，嗚嗚哭起來，兩個女兒見狀也哇哇大哭。她三個也隨洛連一起齊刷刷跪了下來。潘振承見狀也掉下眼淚，忙將四人扶起，答應趕緊去給政府匯報，但也告知讓他們做好最壞的思想準備，隨后離去。入夜，天下起大雨，電閃雷鳴。洛連并未等請示結果，就強行帶著妻子女兒冒雨登岸了。然后通過私人關系，將淋得瑟瑟發抖的妻女安排在外商聚居的十三行(今文化路至海珠南路一帶)中的瑞豐行。

洛連帶妻女來到廣州的消息很快傳開，在廣州和其他國家的商人中引起轟動。但由于有關長李永標、行首嚴濟舟、保商潘振錄等人的從中斡旋，廣州當局低調處理了這起糾紛。地方官員們表態說：“夷人攜帶番婦同行，例當驅逐，但為表示圣朝懷柔之至意，敕令荷蘭人將家眷帶到澳門居住。”事情就以此平復。澳門當時屬于中葡共管之地，清政府將此地視為特區，這樣做也是廣州地方政府對僵局的一種不得已的自我變通。

三

此事傳到北京，清政府對廣州地方當局的處理結果采取了贊成的態度。乾隆同時強調：“嗣后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員查明有無婦女在船，有則立將婦女先行就澳寓居，方準船只入口，若藏匿不遵，即報明押令該夷船另往他處貿易，不許進口;尚委員徇隱不報，任其攜帶婦來省，行商故違接待，取悅夷人，除將委員嚴參，行商重處外，定將夷人船貨一并驅回本國，以為違禁令者戒。”

可見，清政府對此看得很重，從乾隆發話后，口子也收得更緊了。外國的商船，到特區澳門就開始派員檢查，只要發現有女性，當即就強令下船留在澳門，否則船只不許繼續向前開。如有檢查人員不負責任，會受到嚴厲處分。另外，對廣州十三行內的西方雇員們的女眷也一律進行了清理，不許住在廣州，統統趕往澳門。為了限制這些女眷的流動，女眷若進出澳門，要繳納苛重的人頭稅。這期間，還不許西方人學習中文，中國人如有誰教授西方人中文要科罪。男性外商在廣州必須居住在政府規定的地方，平時不準隨意出入，每月可在規定的時間地點游玩三次。

此外，清政府還在外商集中居住的廣州十三行，建立舉報和搜查制度。凡有抱著僥幸心理，將自己的女眷偷偷帶上廣州藏匿的外商，一旦被發現，會立即被驅逐。那時的伶仃洋上，不時有押送外商女眷去澳門的中國“樓船”。

過去，清朝對西方女性來華的禁令，仍然僅是停留在“定例”和口頭上，尚無明確的法律條規。洛連引起的這次中外糾紛，清政府加快了對這種限制的正式立法步伐，各種正式條規陸續推出。

到1759年，兩廣總督李侍堯按朝廷旨意，推出了《防范外事規條》，其中主要內容大意是：(1)永行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如需在中國逗留過冬，也只能在澳門居住;(2)外國商人到廣州后，須住于行商指定的商館，并由行商管束稽查;(3)禁止中國人向外國人告貸，禁止外國商人雇中國女傭;(4)嚴禁外國商人雇人，以及與中國人傳遞信息;(5)對外國商船到廣州停泊時，酌撥營員彈壓稽查。

之后1776年，廣東巡撫兼海關監督李質穎制定了《防夷四查》;1809年，兩廣總督百齡又制定了《民夷交易章程》;1814年，兩廣總督蔣攸鈷制訂了《整飭夷商貿易九事》，均是清政府對外商的種種防范。

這些條規有的直接提到“番婦”問題，有的間接提到。但按這些規定，西方男人的女眷來中國居住是絕對不允許了。不僅如此，外國人連雇傭中國女傭人都不行，以防止中國人與西方人增加接觸機會，引發不軌行為。外國船來了還要“彈壓稽查”，比原來更嚴了。廣州的每次規定，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準，有的還知照全國。

從此，外商在中國的日子越發艱難起來。在廣州商館生活了20多年的美國人亨特在《舊中國雜記》中記述道：“從此，我們這些可憐的廣州外國人，都成了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連女人的聲音都是一種奢侈品，廣州的官員是不允許他們的外國同性們享有的。”

四

盡管如此，西方商人仍一直想打破女眷不準進廣州的限制，但未能得逞。例如，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又有英國婦女抵廣州，立即被清朝地方當局“押往澳門，出示嚴禁”。雖然也有極個別外國婦女潛往廣州城，逃避了檢查，但白天也不敢出門，偷偷住幾天也就悄悄離去，并不敢明目張膽。這期間，西方政府的外交官員，也被迫執行清政府的規定，他們來到中國，或者去北京執行公務，也同樣將夫人安置在澳門居住。

如此禁令，又執行了七十余年。到道光時期，西方人便又開始嘗試突破限制，更大的沖突開始醞釀。

1830年(道光十年)10月4日，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大班盼師，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張膽私自偕夫人和葡萄牙女傭由澳門至廣州。還讓行商謝志安幫忙準備了中國敞篷轎子，故意乘轎子前往商館。轎子里面的大班妻子穿著薄透的上衣和裙裝，雪白的胳膊和腿都露在外面，金發高鼻，胸部豐滿。一路上她一會兒指著外面好奇的人群，一會兒與坐在另一轎中的丈夫相視而笑，十分張揚。到十三行商館后，堂而皇之住了下來。

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意在對清政府已經實行了多年的禁令進行挑戰和試探。盼師陪妻子坐轎子逛街并公開居住商館的事，在城內引起軒然大波。

兩廣總督李鴻賓得報，于10月11日發出驅逐令，勒令盼師將妻子和女傭退回澳門，走時不許乘坐中國的轎子。英方拒絕執行中國總督命令。10月16日，李鴻賓再次重申前令，并發出布告，對英國人的傲慢行為進行斥責，責令行商通事與盼師接觸，落實中方要求。但英方態度強硬，仍拒不執行。英國商人因義士還建議盼師向廣州政府提出抗議。盼師遂威脅說：“大憲要以公道仁政治遠商，則可以相安辦事;倘要以凌虐苛政治遠商，則真不知其事至何應止！何必平空之間，滋生事端，至惹出變哉？”向廣州當局發出了威脅。

穿清朝官服的外國女人

廣州地方政府也不示弱，于10月20日，再次通過行商向盼師傳達：如兩三日內，盼師不將家眷送走，便派兵入館驅逐。盼師更不示弱，立即通知停泊在江面上的英國海軍司令調兵百余人，攜槍支短炮進入商館，準備以武力抵抗，局勢驟然緊張起來。

實際上，雙方心里都不愿意動武。廣東官員怕涉外事件激化，難以向朝廷交代，于是急忙派中方行商伍受昌做疏導。英方也因百余人的武裝根本不可能與中方抗衡，更由于做買賣是他們的最終目的，并不愿真打。夾在官府和外商之間左右為難的行商伍受昌，趕緊斡旋調停。終于想出了個主意，以盼師現在正患病，咳嗽嚴重，屢發未愈，確實需要家屬在身邊照顧護理為由，請官府同意等他病愈后返回澳門。

這顯然是個緩和矛盾的托詞，既幫了英國人，也使總督李鴻賓有了臺階下，保留了面子。雙方終至沒有動武。盼師夫人在廣州住了整整五十七天，盼師才將她送去澳門。之后，廣州政府對給盼師夫人提供綠呢轎子的行商謝志安，割掉職銜，發配新疆，這場風波終告平息。應該說，這次糾紛，盼師是個勝利者，他畢竟讓妻子和女傭公開在廣州住了近兩個月。

五

李鴻賓和廣州將軍將這次事件報告了朝廷。1830年12月8日，道光皇帝頒布諭旨，重申：“向例番婦不準來省居住，夷商不準坐轎進館，務當嚴切曉諭，令其嚴守舊章，嗣后不得稍有禁犯。尚仍敢延抗，即當設法驅除，不可少存遷就。”

得到道光指示，第二年李鴻賓會同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制訂了《防范外夷章程》，于1831年5月12日對外公布實行。其中規定：“嗣后應嚴諭各國大班、夷商，不許攜夷婦至省居住。尚敢故違，即停其買賣，并即押令回澳。”還責成海關，嚴查外國女人，包括西方人雇傭的外國女保姆，一經發現，當即攔截。并明確規定，西方男人和女眷在省城內不能乘坐中國轎子。1835年，兩廣總督盧坤又制定了《防范夷人章程八條》，對這些規定進行重申。

但是隨著西方人來華貿易的人員逐漸增多，這些規定使這一曠日持久的矛盾更加突出了。西方人一直對清政府的這一禁令耿耿于懷，抗議和爭取解除禁令的呼聲不斷。1835年曾有西方商人集體聯名給廣州地方政府寫信，反映生活不便。1837年，在英國的印度中國協會，也請求英國政府出面與清政府交涉，解決英商家屬在廣州居住問題。

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后，這一禁令已經無法再維持。《南京條約》談判時，英方代表璞鼎查將此作為重要問題，在他們單方面擬定的條款草案中，明確寫明準許英國人帶女眷來華居住。他還解釋說：“這樣可以免致英國人與家屬離散，在中國有了家室，英國商人才能安心做生意，也就可以給你們中國繳更多的稅。”這時清政府已被英國人打得一敗涂地，到了割地賠款，喪失主權的地步。即使璞鼎查不這樣解釋，清政府也不敢再堅持這一執行了近百年的荒唐禁令了。

談判中，清朝談判代表耆英，就這一問題曾給道光皇帝去信解釋：“向來夷船進口，攜帶家眷，只準留住夷船，不準寄居會館，立法本嚴。竊思夷船之所以難治者，誠以飄忽往來洪濤巨浪之中，朝東暮西，瞬息千里，是以能為遙患;今若有廬室以居其貨，有妻孥以系其心，既挾重貨，又攜家室，傾戀滋多，制控較易。況英夷重女輕男，夫制于婦，是府順其情，睹柔其性，似更不必遇事防閑。”耆英全面否定了清政府過去的政策，大談讓西方女人來中國的好處。實際上是中國打了敗仗，只能委曲求全，英國怎么說中國就只能怎么做而已。

中英《南京條約》第二條規定：“自今以后，(中國)大皇帝恩準大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從此，西方各國在華的官員及商人，他們的妻女和女傭人，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進入中國的五個沿海城市居住了——這一天他(她)們等了近百年。

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簽訂，西方的女傳教士和修女們也可以來中國了。之后隨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國被迫開放的沿海和內陸城市越來越多，西方來中國的女性也越來越多，她們大批涌入中國的城市生活和居住，個別人還進入城市周邊的鄉下，并開始與中國人進行廣泛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