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與白居易齊名的中唐著名詩人;薛濤，中唐最杰出的女詩人，兩人常有詩文唱酬，因此關于兩人的風流韻事就成為聳人聽聞的話題，有關的筆記詩話繪聲繪色、煞有介事地傳揚著元、薛的燕昵私會及其詩歌酬唱。那么兩人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

中唐女詩人中以薛濤最為著名。薛濤，字洪度，本是長安良家女，其父因官寓蜀，早卒。母孀居，家貧，淪落為官中樂妓。貞元五年(789年)，薛濤因事被罰赴邊城松州，獻《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二首》獲釋。歸成都后，即脫離樂籍，居浣花溪。現在成都還有薛濤井、吟詩樓等遺跡。薛濤通曉音律，工于詩詞，與詩人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劉禹錫、杜牧等都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濤校書》對她有“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里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知”的稱譽。武元衡鎮守蜀地時，薛濤曾經奏請授為校書郎，未授職。

薛濤在中晚唐詩界有很高的地位。晚唐張為《詩人主客圖》將中晚唐詩人分立六主，其下是客。白居易是廣大教化主，孟云卿是高古奧逸主，李益是清奇雅正主，孟郊是清奇古僻主，鮑容是博解宏拔主，武元衡是鑲奇美麗主。其中，清奇雅正之上入室為蘇郁，人室為劉畋、僧清塞、盧林、于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為方干、馬戴、任藩、賈島、厲元、項斯、薛濤。薛濤得與方干、賈島等并列，且《詩人主客圖》中所取女詩人僅薛濤一人，可見她在中晚唐詩壇地位之高。今日流傳的薛濤詩多五、七言絕句，篇章短小而情致俊逸清麗。

由于薛濤是個女詩人，名聲才學令人嘆服，后人總愛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關于元稹和薛濤的關系，也是人們關注的一個話題。的確，后人很想知道元稹和薛濤的關系究為如何，元稹的人格道德是否很有問題，是否是一個朝三暮四、見異思遷、忘義負情的人？

最早記錄元、薛韻事的是唐末范攄《云溪友議》的“艷陽詞”條;“安人(仁)元相國應制科之選，歷天祿畿尉，則聞西蜀樂籍有薛濤者，能篇詠，饒詞辯，常悄悒于懷抱也。及為監察，求使劍門，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及就除拾遺，府公嚴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臨途訣別，不敢攀行。泊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蛾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君侯欲夢刀。別后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云高。’”還云：“(元稹)乃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蜀取濤，乃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探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云。篇韻雖不及濤，容華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而贈探春詩……”其后，列代諸多文人筆記都認為這段記載十分重要，如宋代計有功《唐詩紀事》等，均沿襲此說。

當代的很多著作，如譚正壁《中國女性文學史話》、張蓬舟《薛濤詩箋》以及蘇者聰《論元稹與薛濤》文等都以這則資料為根據加以演繹，并且更廣泛地收錄一些著作中關于元、薛的種種艷聞。針對一些人認為《云溪友議》的記載是不可信的故事傳說，蘇者聰進行了反駁。他說即使是流傳下來的小說也不能一概否定，雖然其中杜撰之事屢見不鮮，但小說家亦有可能補正史之疏漏、記逸事之長處，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就將小說筆記全盤否定，是不足以服人心的。

不同意上述觀點者認為這段資料存在著明顯的疏漏，提出元和四年(809年)三月七月，嚴綬究竟到過成都還未可知。《新唐書》對嚴綬元和四年之事沒有記載，但《舊唐書·嚴綬傳》記載道：“四年，入拜尚書右仆射。”乍一看，元和四年嚴綬已經入朝，不在成都，未有撮合元、薛的可能。但細加斟酌，可知這條記載十分籠統。如果嚴綬在元和四年三月至七月間確實到過成都，七月以后入朝，亦可記載為“元和四年，入朝”。因此，據此不能斷定嚴綬在元和四年沒有到過成都。

有人認為筆記小說中關于元稹和薛濤的艷事純粹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他們認為要探討元稹、薛濤是否有艷情，首先要證實兩人是否有見面的可能，這就需要更多事實佐證。元和四年三月，元稹以監察御史身份出使東川，而薛濤自長安流落蜀中，淪為歌妓，出入幕府，“歷事十一鎮”，自韋皋鎮蜀五六十年間一直住在西川成都府，“僑止百花潭”，“居碧雞坊”。東川、西川雖為地鄰，但相隔數百里，來往很不方便;兩川雖屬一道，但當時卻分屬不同的節度使管轄，往來也應事出有因。元稹當時只是一個八品監察御史，有何神通能召已入樂籍、且正受鄰郡節度使寵愛的名妓前來入侍？薛濤和元稹此前從未謀面，又怎能無緣無故地從西川趕到東川，與元稹“相距數月，形同夫婦”？

有學者提出，元稹在東川查案之后，有時間繞道成都一游，東川的節度使署設在梓州，距離成都僅僅兩三天的路程，繞道成都去看望一下武元衡等朋友，因而元稹可能遇上薛濤。然而，仔細查看便知，元稹這次出使東川，行色匆匆。長安梓州間隔1800里，元稹三月七日從長安出發，據《三夢記》云元稹三月二十一日才到達梁州，時經半月而路程僅一半，其到達東川首府梓州約在三月底。不久他又“身騎驄馬峨眉下”，再跋涉五百多里，前往滬州查處任敬仲;逗留梓州期間，又查察了嚴勵及其屬下十二州刺史的種種不法行為;返京途中，元稹又在山南西道查辦洋、利等三州于兩稅外加配驛草案，總共查清了兩節度使并其屬下實十五州刺史違詔加賦和其他貪贓罪行。五六月間，元稹已經回到長安，除去他在山南西道逗留的時日，元稹在東川啟程返京當在四月中旬。如再除去他在滬州審案及往返的時日，可以推測，他在梓州停留的時間未滿月。

梓州距離成都320里，以一驛30里，一天四驛的速度計算，再加上元稹在成都府看望武元衡及與薛濤相識相交燕昵私會的時間，至少在20天左右。如依照元、薛可能相會的說法，“相聚數月”，那時間就更長了。如此，在元稹梓州僅停留不到一月的日程表上實難安排。故所謂繞道成都之說，在時間并無可能。況且，當時武元衡貴為宰相，而元稹僅僅是一名普通的監察御史，兩人地位相差懸殊，不可能有什么來往。無論是公務還是私情，元稹都沒有理由繞道成都，遲緩返京。

張蓬舟先生在《薛濤詩箋》中談到：“元和四年三月，元稹為東川監察御史，慕濤欲見。司空嚴綬潛知稹意，遣濤往侍，濤至梓州晤稹。”按照他的觀點，元稹和薛濤結識，與嚴綬有很大關系。

反對者認為這件事是說不通的。考察《唐方鎮表》，就可知道韋皋自貞元元年(785年)六月領職劍南西川至永貞元年卒于任所，一直兼任成都尹之職。而并無嚴綬輔佐韋皋的史料。嚴綬僅在元和元年(806年)派部將李光顏平叛西川，但他自己并未前往西川，故而也不可能與薛濤相識。何況，此時嚴綬也并未與元稹相識。元、嚴相識在元和六年，時嚴綬自河東節度使轉任荊南節度使，成為江陵士曹參軍元稹的頂頭上司，兩人才開始有來往。元稹《嚴綬墓志》也已言明：“其所行事，由荊而下，皆所經見。由荊而上，莫非傳信。”

另外，一些學者認為弄清薛濤的生卒年月也是一個關鍵問題。薛濤的年齡，向無定說。最早見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薛濤“得年最長，至近八十”。明人鍾惺《明媛詩歸》說薛濤享年75歲。張蓬舟先生的《薛濤詩箋》力主薛濤享年63歲，他的理由是：“薛濤生年中關系最大之事，為甫及笄時，韋皋鎮蜀，召令侍酒賦詩，遂入樂籍。《禮記·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此指女子已可許嫁之年。韋皋鎮蜀。起自貞元元年，時濤十六歲，逾及笄僅一年，由此可倒推，生年乃在大歷五年，若更大于此，則去及笄之年逾遠，若謂‘至近八十’，是必生于盛唐天寶中，乃至貞元入樂籍時，年近四十;元和四年與元稹相遇，而屬意于稹，時稹年三十，而濤已逾六十，有是理耶？”

反對者認為張蓬舟所言元和四年薛濤“屬意于稹”之說，有待證明，因為不能以此來推斷薛濤的卒年。再次，張說并無確證，純屬推論。薛濤及笄之說，出自元人費著《箋紙譜》，但顯然有誤解之處。費著《箋紙譜》云：“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鄖，因官寓蜀而卒。母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涂紛，與土族不侔，客有竊聞與之宴語。時韋中皋鎮蜀，召令侍酒賦詩。”據上下文意思，并非薛濤“甫及笄”即由韋皋召令侍酒賦詩。而是薛濤及笄后“以詩聞外”，并為生計所迫，又暗中與客宴語。其后才被韋皋所知，召入幕中。這中間有個不短的過程，說它只有一年，只是張自己的推測。那薛濤到底活了幾歲？還是來看《箋紙譜》：“大和歲，濤卒，年七十三。”若照此推算，元和四年元稹奉使東川時，薛濤已50歲了，而元稹僅31歲。薛濤比元稹大了整整19歲，完全可作為元稹的母輩。年齡如此懸殊，在當時他們之間是絕對不會產生男女私情的。

學者們還根據兩人詩文集中的作品來猜度兩人的關系。張蓬舟、蘇者聰都認為元稹與薛濤曾經保持了“不清不白的關系”。依據是薛濤的《贈遠二首》、《謁巫山廟》及元稹《寄贈薛濤》，認為兩人之間存在歌詩酬唱。張蓬舟《薛濤詩箋》認為，薛濤的《贈遠二首》訴說了薛濤對元稹當時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雖愛莫能助，情意亦難舍難分。詩歌字里行間表現了兩人關系之深，關注之切，是元、薛因緣的確證。

反對者批評有關研究者沒有很仔細閱讀此二詩，因為二詩其實并非一時所作。第一首的“芙蓉新落蜀山秋”，第二首的“春深花落塞前溪”，并非指同一年中。其次，此二詩是否為元稹所作還尚難定論。第三，從詩中所言“戎馬事”可推斷，薛濤所寄贈詩是給帶兵的武夫，而元稹身為江陵士曹參軍，其職務是倉曹、戶曹一類的輔佐節度使的行政職務，根本與武官沾不上邊，更何況詩中也無一言一句涉及元稹。可見，這兩首詩歌并不能證明元薛之間存在著艷情及唱和。

元、薛之間到底有沒有關系？這個歷史之謎看來仍將存在下去。我們既不能忽略筆記小說中的記錄，也不能不看到這些記錄中的確存在著一些經不起推敲的事實。